咔咔01 - 2008-1-30 22:06:00
动物园的历史
序言 野性的呼唤
迷人的动物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在1995年，全球约1100个知名动物园共迎接了6亿名游客。在许多国家，游览动物园是最流行的休闲活动之一。动物园的顾客不仅背景各异（往往是中等生活水平的人），数量上也超过了大多数文化或体育活动。在德国，博物馆、剧院和体育场的客流量均逊于动物园。在1989年的加拿大，动物园的客流量是博物馆的两倍，是图书馆的三倍。在法国，有24%的人每年至少游览一次动物园，这个比例不及电影院、历史纪念碑或博物馆，但超过了体育赛事、剧院以及轻音乐或古典音乐会。
野生动物令世人着迷。它们揭示了未知的世界，展现了多彩的生命形式；它们提出了那个永恒的身份迷题，质疑或支持着生命的确定性。文明社会的野生动物展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不朽篇章，因为它帮助人类认识到了人与世间其他生命的共存。人类需要野生动物，而且从未停止探寻野生动物。但人类对囚养动物的兴趣也从未泯灭，因为它们象征着人类社会对野生动物（以及广义上的大自然）的态度和行为：通过捕猎、食用和解剖来利用动物；通过改造、繁殖和驯化来控制动物；把动物当成珍奇收藏品；或用笼、栏或人工仿建的自然生境来统治和研究动物。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这些行为和态度也经历了一个演化、交映和相互取代的过程。
实际上，动物园是动物与人以及自然与文化强制性相遇的地方，动物和人相隔对视，而文化是自然的主宰者。因此，动物园集中诠释了社会与原始自然的三种关系――社会如何看待自然，如何对待自然，如何利用自然。可见，要认清和融合这三个方面，研究它们的复杂性、相互作用和发展变化，观察动物园是有意义的。不过，动物园也在观念和态度的影响下不断地革新和变化着，尽管它们也对观念和态度的形成有所影响。我们关注的只是动物园内与人和自然的关系有关的行为。
本书不会专门详述动物园某方面的历史――如它们的建筑，它们与城市发展进程的结合，它们的创建者和员工的社会行为，或它们的科技或艺术水平等等，尽管这些重要问题也对我们的分析有所帮助。我们将把动物园看成一个完美的实验室，希望以它为背景来探讨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态度。同时，我们会思考与动物园的历史有关的观念、传统和思想交流，希望阐明人类为什么要将野生动物饲养在封闭的地方，这些地方为什么对好学求知者有那样大的吸引力。
在不同时期，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不尽相同，要想真正理解现代人对动物园的迷恋以及当代动物园的变化，我们必须参考动物园的历史。动物园的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古代，甚至可能开始于新石器时期。因为在那个时期，人类已经开始为狩猎和食物需求而饲养动物了（大多是有蹄动物）。“动物园”这个词泛指一切养有野生动物的封闭地点，从狩猎保护区、斗兽馆、私人饲养园到今天的野生动物公园，它实际上涵盖了不同时期和地点的各种动物天地。我们不想重述整个故事，只想探讨现代动物园的起源和演化。为此，我们将回顾16和17世纪。那时候，新时趣开始为古老的传统注入活力，亚洲和美洲的伟大发现使正以空前的规模汇聚欧洲的奇异动物大受青睐，而这些动物也成了原始自然的象征。同时，已经将本土的部分野生动物屠戮殆尽的西方国家正向它们眼中最可恨的动物发动战争，如熊和狼。在这两类动物中，奇异生物最终成为人类的好奇心、疑问、恐惧、幻想和统治梦的核心。就是在这段时期，人类产生了在同一个地方集中展示这些动物的想法，这与无数兽馆分散在贵族宅邸的状况截然相反。于是，第一批自然窗口在大贵族的领地上诞生了；这些将动物饲养转化为一种奇观的动物展示场所就是当代动物园的鼻祖。
在细致研究了早期现代社会对囚养野生动物的利用以及反映在囚养场所的思想后，我们希望揭示出是哪些人类观念和愿望促使这类场所慢慢演进，胜过了或沉沦或被改造成新模式的其他囚养方法（保护区和动物巡展等），并最终在漫长的普及进程之后成为受人喜爱的游览和休闲乐园。我们是站在欧洲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因为动物园的现代形式由欧洲发明，并从19世纪开始由欧洲传向了世界各地。
透过动物园的囚笼，我们可以感知人类与自然复杂关系的每一个层面：排斥和迷恋；利用、支配和理解的愿望；对多种生命形式的复杂性和特异性的认识；等等等等。因此，这个微观世界的故事与波澜壮阔的殖民、民族中心主义和自然探索并行史有关；与人际关系中的暴虐以及文明进程对道德和行为的影响有关；与博物馆这样的纪念场所的诞生有关；与社会行为的复杂化有关；也与休闲活动的发展变迁有关。观览动物园的兽笼就是理解催生这些兽笼的人类社会。
咔咔01 - 2008-1-30 22:07:00
第一章 荣誉象征
在16至18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普遍对野生动物怀有浓厚的兴趣，更有一种拥有和接近野生动物的愿望。这是因为动物被看作高贵的奢侈物，是贵族阶层不可或缺的地位象征。早在14世纪后期，许多皇族、王侯甚至领主就开始在宫廷官邸里展示土生或奇异野兽。在意大利，这类兽馆被称作serragli。这个词汇后来又流传到了欧洲其他地区，演化成了西班牙语中的serrallo，葡萄牙语中的serralho和法语中的serrail和sérail（法国人也使用hostel和maisondelions这两个词）。事实上，这种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追溯到最早期的文明。
古代的动物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人类一直在囚养野生动物，这无疑与狩猎实践有关――人们想把在一个地方捕获到的猎物安置在另个一地方并控制它们的繁殖。最早的相关重要记载来自埃及和中国。在公元前4到5世纪的埃及，人们在神庙内外供养神兽，在兽栏里饲养食草动物（瞪羚和羚羊等）。在公元2世纪，随着猎豹和狮子被用于狩猎和战争，埃及人又迷上了奇异野兽。在第十三王朝，哈塔苏女王（QueenHatasou）在底比斯（Thebes）创建了已知的史上首个动物园。公元前14世纪，中国皇帝在他们的宫殿里饲养搜集自华夏各地的动物。公元前9世纪，周文王为享猎渔之乐而修建了一个375公顷的公园，这个公园被称作灵囿，因为它被视作神创之物。（公元13世纪，马克?波罗曾拜访过的大汉忽必烈在家中饲养大型猫科动物，在自己的土地上放养食草动物。）在印度，王公诸侯为战争和狩猎而驯养大象、狮子、老虎和黑豹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公元前1世纪，亚述国王养了很多用作展品、祭品或猎靶的动物。波斯国王也是同样，在巴比伦，无论是在独立时期还是被奴役时期，有个皇家园林里一直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当阿兹特克帝国于1519年被欧洲人发现时，它的首都也有一个类似的园林。）
相比之下，古希腊人并没有这类豪华的动物之家，尽管更豪华的官邸和华贵壮丽的神庙内外住着多少已被驯化的各种飞禽和猴子。一直到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继承人的时代，希腊人才对大型猫科动物和大象产生了兴趣，因为他们受到了波斯人的影响，也认识到了外交关系和力量象征的交互影响。古罗马的那些最富有的公民喜欢饲养奇异鸟类，这也是一种至高地位的象征。他们在自己的庄园附近建起了鸟舍、鱼塘和兽栏。这类兽栏最初用来饲养野兔，到共和国末期，富人们又为了观赏、打猎和享受美食而养起了鹿和野猪。在帝国时期，圆形竞技场中的表演激起了罗马人对“猛兽”的兴趣；他们在自己的住宅内外饲养这类野兽。
公元前2到3世纪，古罗马执政官们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先带着在战争中捕获的大象和大型猫科动物游行一番，然后将它们全部杀死。这既是为了为死在这些猛兽獠牙利爪之下的罗马人报仇，也是为了象征罗马已经摧毁或占有了敌人的财富和土地――简言之，这是为了昭示罗马的力量。这种仪式对已经习惯了角斗士肉搏的民众颇有吸引力，在帝国时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皇帝和带着掠夺来的财富凯旋归来的公民在公共集会、游行队伍、猎场和角斗场中展示动物（大多是奇异动物），角斗场的表演也多了两种：让大型猫科动物处决死刑犯或与角斗士搏斗。
于是，罗马出现了食草动物栏和临时性的猛兽栏――有些用于在表演前囚禁猛兽，有的相当于向私人出售猛兽的市场。罗马皇帝也会在狩猎和庆典时使用受过训练的大型猫科动物，让它们套辔拉车以强调君主的权力、神性和对最凶残的自然生物的支配。所有这些传统都是靠外交赠礼、战争掠夺和对野生动物的有组织捕猎维持下去的――最后一个最为重要，罗马靠大规模捕猎聚敛了无数野兽，而北非和东方的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却因此而人口锐减。在帝国末期，这类动物越来越少，罗马人不得不饲养并一遍遍地重复使用现存的动物。为了保证重要活动有动物可用，搏斗表演的次数也减少了。
公元6世纪前后，这类表演已经在罗马绝迹，但仍存在于西方的某些行省。在6世纪的高卢，克洛维（Clovis）组织过动物搏斗表演。8世纪的查理曼大帝恢复了罗马传统，接受了东方君主送给他的几只动物，养了一头大象和一些珍稀鸟类（孔雀、雉和鸭子）。但在中世纪早期，这类事情已经不再常见，原因至今不得而知。在拜占庭帝国，饲养动物和搏斗表演的传统几乎一直保持着，至少延续到12和13世纪。正是通过与拜占庭和正变为西方野生动物供应源的穆斯林世界的接触，东征圣地的十字军才体会到了用豹子捕猎的感觉，并对饲养奇异动物产生了兴趣。事实上，在13世纪的两西西里王国（TwoSicilies），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Ⅱ）的宫廷里似乎已经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像模像样的动物园。他养着用于狩猎或游行仪式的骆驼、单峰驼、大象、大型猫科动物、猴子、熊、瞪羚和一只长颈鹿。慢慢的，意大利半岛和欧洲其他地区的贵族宅邸里也出现了类似的动物园，这既得益于当时的良好经济状况，也与骑士们想凭借这种高级消遣活动进一步突出自己的地位有关。贵族们开始在家中饲养奇异动物（大多是鸟类和猴子），在14和15世纪，鱼塘、鸟舍和小兽栏出现在历史悠久的养兔场旁边。常见于中世纪的上百公顷大猎场也在勃艮第、布列塔尼和英格兰等地重现了。这些狩猎场饲养着从其他地区运来的鹿、野猪甚至熊，供当地人游猎享乐。
16和17世纪的西方动物园继承了中世纪晚期的传统，但也有两个方面的明显变化。从规模上看，它们饲养了越来越多膘肥体壮的牲畜。从地理分布广度上看，它们首次出现在了某些地区。在17世纪，城堡中最常见的两类动物是“猛兽”类动物（熊、山猫、狼、狮子和更罕见的虎、雪豹、猎豹和花豹）和各种娱乐类动物（鹿）。数量最多的仍是廉价的本土动物，但奇异动物更受欢迎，因为它们能昭显主人的地位，特别是与主人共同抛头露面的猛兽。
在文化艺术兴旺发达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不勒斯、帕尔玛、费拉拉公爵（DukeofFerrara，他在15世纪晚期养了一只非常珍奇的老虎）的住宅、卡拉布里亚公爵（DukeofCalabria）在波焦雷尔（PoggioReale）的别墅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都设有动物园。最成功也最知名的一个例子是佛罗伦萨的洛伦佐?梅第奇（LorenzoMedici）的动物园，它的历史起始于15世纪。伟大洛伦佐（1469~92）的动物园无出其右，收养了猎豹、狮子、大象、熊、公牛和野猪。从16世纪后半叶开始，继承梅第奇体钵的托斯卡纳大公爵们也继承了这个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各路王公贵族向教皇们进献了无数动物。到洛伦佐的儿子利奥十世（LeoX，1513~21）的时代，梵蒂冈小庭院里的动物园已经发展到了巅峰。此外，罗马的红衣主教也会在他们的庄园里饲养动物。
在16世纪前半叶，也就是地理大发现和第一代殖民帝国的时代，海上霸主之一葡萄牙是另一个盛行动物饲养的地区。首都、辛特拉和里贝拉（Ribeira）的皇家动物园里有大量的大型猫科动物、犀牛、大象和其他动物。大贵族们，如布拉干萨（Braganca）、科英布拉（Coimbra）和阿威罗（Aveiro）的公爵，也模仿了他们的君主。这种传统一度因西班牙的统治而被抛弃，随后又被恢复，但由于已经失去大片土地的葡萄牙帝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衰退，新动物园的光彩已经大不如前。在西班牙，这种传统似乎没有发展到葡萄牙那样的程度，这无疑应归因于西班牙的那种不重虚饰而更重简朴的住宅风格。不过，据说查尔斯五世（CharlesV）和因凡坦多公爵（DukeofInfantando）等几个大贵族曾在他们的宫殿里饲养动物。一个世纪之后的菲利普四世（PhilipIV）也在田园之家（CasadelCampo）养了一些熊、虎和狮子。在英格兰，这样的做法不像在其他西欧国家那样流行，但国王在伦敦塔的兽笼里饲养大型猫科动物（特别是狮子）是一种传统。在16和17世纪，西属荷兰的总督们也在根特城养了一些动物。
在日耳曼领地，由于许多贵族的盾形徽章上有动物图案，他们也喜欢养上一只同类动物（狮子、熊、狼）。受意大利和葡萄牙贵族传统的影响，大型动物园于16世纪后半叶出现在这里。萨克森选侯于1554年开始在德累斯顿饲养狮子、熊、山猫和其他动物，在18世纪，选侯动物园迁到了诺伊施塔特城堡（NeustadtCastle）。16世纪中期，海瑟伯爵领主（LandgraveofHesse）沾染上了这种爱好，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奥地利的土地上建起了动物园。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Ⅱ，1564~76）于1552年在埃伯斯多夫（Ebersdorf）建造了第一个，养了一头大象和从他少年时代的居住地西班牙引进的一些猎豹。后来，他在纽格堡城堡（Neugeb?uCastle）故伎重施，这个动物园直到17世纪后期才羽翼丰满，而且一直保留到1781年，而埃伯斯多夫的那个先驱已经于17世纪销声匿迹了。
意大利战争已经让16世纪的法兰西君主们尝到了奢华和炫耀的滋味。受王廷迁移的影响，那里的动物园选址不定，围绕巴黎城堡和卢瓦尔河分布各处。大贵族们也饲养大型猫科动物，绝大多数是狮子。这些野兽通常被囚养在住宅附近的围栏、兽笼或特意改造过的附属建筑中，但在16和17世纪，多少已被驯化的大型猫科动物也出现在了住宅内部。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I）有时候就让一只狮子或雪豹躺在他的床脚下。1682年，已经与法国签订了6年期和平条约的摩洛哥大使在凡尔赛的女王卧室里献上了他们的礼物之一：一头“私人雌虎”。这只虎温顺得像条小狗，任由宫女们随意抚摸。
在14~16世纪的英格兰，养鸟热逐渐在贵族社会兴起。国王查尔斯一世（CharlesI）就是一个超级鸟迷。男人们更喜欢鹦鹉，往往让鹦鹉在它们的房子里自由活动。女人们则倾向于稍小一点的笼养鸟类。精美的鸟笼常常是木制的，由杰出的建筑师设计，装饰有玻璃、珠宝和宝石，形状像是城堡、大教堂（16~17世纪）或灯笼（18世纪）。
咔咔 - 2008-2-4 21:45:00
第二章 贵族阶级的新爱好
贸易的拓张和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欧洲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奇异动物，这是动物园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发展变化。事实上，“奇异（exotique）”一词首次出现在法文文献中正是在16世纪，形容的是来自遥远异域的事物。拉伯雷（Rabelais）似乎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1552年，他这样描写梅达摩锡岛（Medamothi）港口区的市场：有“各种各样的画，各种各样的织毯，各种各样的野兽、鱼、鸟和其他来自远方的奇异商品，”这些商品是商人们从亚洲和非洲带来的。英语中的“奇异”一词首次出现于16世纪后期，最初用来形容多少有点粗俗的外国人；从1645年开始，它的涵义扩展到了来自其他大陆的植物或动物上；在1650年，遥远异域本身也被冠上了“奇异”二字。
在16世纪，欧洲贵族阶级对珍奇动物的兴趣日益浓厚；从植物群到动物群，从填充标本到活生物，他们对自然界的奇景奇物也越来越感好奇。所谓的多才多艺者必有三个特征：探索自然规律的精神、高雅的享乐品位和过人的工作效率。这种思潮是大发现的产物，因为海外探索揭开了新世界的神秘面纱，给欧洲带来了不计其数的珍稀古玩，正如带来了无数新商品一样。印刷媒体也推波助澜，使15世纪末期以来的古典文献得以广泛传播。许多古典作家喜好虚构令人惊骇的故事和奇形怪状的生物，比如《博物学》（NaturalHistory）的作者普林尼（Pliny）；《变形记》（Metamorphoses）作者奥维德（Ovid）等人则歌颂了大自然的创造力――最明显的体现便是异形怪兽和珍奇事物。随着科学革命逐渐绽放光彩，这样一种观念开始传播：大自然是一种有生命的系统，像它的各种要素（土地、岩石、植物等）一样被赋予了灵魂，它在上帝的俯视下拥有一定的自治权，而上帝允许它发明、游戏并用绝妙而又独一无二的创造物妆扮整个世界。
随这种观念一起，珍奇物品（因此也是昂贵的物品）收藏热传遍了几乎每一个角落。最初，这是贵族阶级的特权，他们可以借此炫耀自己的高贵和优越；希望供应或研究这些物品的人（旅行者、商人、学者和美术家）也鼓励这种热潮。从社会学角度看，收藏全无实际用途的物品类似于收藏艺术品；它表达了对超然意义的崇尚和对庸俗实用性的鄙视，进一步拉大了贵族和社会其他群体的距离，因为平民百姓永远被生活需要和物质上的考虑束缚着。珍品收藏是展示地位的手段，而一个人的地位越显赫，他的收藏品的数量和质量就越要高人一筹。如果像1576~1612年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fⅡ）这样的某个人变成了收藏迷，那么会有很多人在压力下随波逐流，效仿他们的阶级同僚。
考虑到时间因素和运输难度，收藏者们更倾向于选择尺寸较小的耐久物品，而这些相对易得的珍奇物品的收藏室就是收藏风气最直接的反映。在18世纪，有许多王公贵族开始收藏这类物品：如弗朗西斯一世，威廉四世，巴伐利亚公爵，科西摩一世（CosimoI），托斯卡纳大公，蒂罗尔的斐迪南大公，以及奥地利大公等等。收藏室（或曰展示厅）的数量在16世纪后半叶显著上升，不仅在贵族阶级中极为普及，在学者（如莱昂纳多?达文西）、医生和富裕的中产阶级中也是同样――这种现象在17世纪变得更为明显，18世纪则更甚于17世纪。在18世纪的英格兰，收藏室随处可见。于1727年接替牛顿出任皇家学会主席的医生汉斯?斯隆爵士（SirHansSloane）是英国最权威的博物学家，他便拥有一些享誉全欧的迷人收藏品；为研究这些珍品，林奈（Linnaeus）曾于1736年远赴英伦。
这些收藏室很少是专项化的，不光陈列自然物（矿物、石头、化石、植物、水果、动植物标本），也可能有非自然的人造物（艺术品和民族物品）。它们被设想为一个微观宇宙，是可感知、可理解的大千世界的缩影。它们所汇集的各类迥异珍品最好地表达了人、神和自然创造物的多样性和力量。因此，或许可以认为合理的分级或分类法是不存在的，因为自然和超自然无从区分，上帝和自然都是无所不能的；而超凡物体的积累象征着创造性力量的无穷潜力，可以使这些力量得到最好的认识和理解。
在16世纪，收藏室中的自然物比重因地区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在威尼斯，世纪末之前的收藏室几乎没有任何自然物。意大利半岛的其他地区和法国南部地区似乎更为青睐古代遗物，这与北欧截然不同。在16世纪，这种地域差别开始模糊，但人造物尤其是徽章和古遗物在1730~50年前依然占据首位。此后，随着博物学在贵族和文化精英中的流行（法国博物学家布冯的成功和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的盛名就是证据），贝壳、矿物、植物和动物的收集越来越受重视。收藏自然物为朝廷所接受，大多是精通医药学的学者们所为。这成了上层社会的时兴爱好，与此同时，展品本身也变得更加专项化了――这个过程起始于16世纪末的意大利，最终促成了博物收藏室的诞生。每一路达官显贵都乐此不疲：皇室、朝廷、法律界和行省诸侯等等。瑞典的情况与威尼斯并无两样，林奈的鼎鼎大名促使国王阿道弗斯?弗雷德里克（AdolphusFrederick）、提契诺伯爵（CountofTicino）和其他贵族开始收藏自然物。
意大利的一个珍品收藏室，公元17世纪
从16世纪一直到18世纪，有两种动物标本是最令收藏者们垂涎欲滴的自然物：一类是畸形动物（18世纪的收藏者们对这些动物的胚胎也饶有兴趣）――大自然创造力的表现；另一类是外来、奇异或珍稀生物，因为这些特征既是自然多样性和收藏意义的体现，也证明了收藏者的工作价值。土生土长的动物并没有受到重视。
咔咔 - 2008-2-4 21:45:00
在17和18世纪的法国收藏室，最常见的物种都是因小尺寸或易维护性而易于收藏的物种，它们看似普通，却是想象力的源泉。参观者们可能会看到鱼（锯鳐、太阳鱼和蹒鱼――据说蹒鱼有让船只搁浅的能力），海豚、鲸、鼠海豚的骨架或骨头（这些动物体积太大，无法完整保存），龟或犰狳的壳，不会腐烂的干鳄鱼皮或蜥蜴皮，以及大量的甲壳类动物、昆虫、蝴蝶和鸟类――主要是鸵鸟、鹦鹉和巨嘴鸟。四足动物寥寥无几，有的是小填充标本，像大象、犀牛和瞪羚这样的大型动物则以它们的牙齿、角或骨头聊作代表。
在法国国王或托斯卡纳大公爵这类大贵族的收藏品中，以各种方式精心保存（存在广口瓶中或以骨头、骨架或填充标本的形式保存）的哺乳动物标本往往远多于其他物品，是主人社会地位的标志。但也并非必然。如林奈所写，瑞典国王在乌尔里克斯达尔城堡（UlriksdalCastle）的私人收藏品表明他更喜欢易于展示的物种：“保存在酒精中的动物，数不胜数的填充鸟类标本，不计其数固定在针头上的昆虫和摆放在小盒子中的贝类。”林奈之所以有如此记述，是因为国王要求他用他新发明的分类系统给这些收藏品细致归类。
旅行家和后来的学者们常常被委以管理贵族收藏室的重任，如16世纪之后的意大利王侯和法国君主的收藏室。在科学革命的影响下，他们开始重新解读自然，研究常见（所以不太有趣）而不是超常的现象，探索一般规律而不是自然奇迹。然而，对奇异动物的迷恋并未消退，尽管人们继续喜爱和觊觎它们是出于求知欲望，不再将它们视为世间奇迹。
就是这样的背景孕育了对活动物的兴趣和收藏它们的新热潮。在鲁道夫二世时期的布拉格，人们可以在三种地方看到珍稀野兽：动物园、收藏室以及为纪念动物而编制的动物画册。在17世纪的德累斯顿，萨克森选侯的城堡中不仅有矿物收藏品、油画、纪念章、自动机器、一个药剂师和他保存的木乃伊，还有动物骨骼展和在户外活动的非洲动物。
珍稀动物在16世纪就已成为民间至宝，就像食糖、顶级香料和最美的宝石或毛皮一样受人喜爱。在意大利半岛，贵族们可能会肩扛鹦鹉或猴子外出散步。反改革运动（Counter-Reformation）之前的罗马教皇和红衣主教们、葡萄牙君主、皇帝查尔斯五世、奥地利的玛格丽特（MargaretofAustria）和凯瑟琳?梅第奇（Catherinede’Medici）都喜欢让这样的动物陪伴左右。通过社会模仿，这样的风尚在旧贵族阶级和富裕的中产阶级中传播开来，他们的财富积累和进口增长所带来的相对低价也促进了这一趋势。18世纪的回忆录和日志经常提及过去的动物和某些养主所遭受的折磨。比如在1768年，瑞典女王决意要把她的一只猴子送给林奈，因为大臣们已经对这只顽劣的猴子忍无可忍了――它居然会扯断他们鞋子上的带扣。
但由于成本上的原因，只有君王和贵族阶级才算得上真正的动物收藏者――不理想的饲养条件导致了动物的高死亡率，收藏者只得不断补充新动物。包括许多小贵族在内的普通收藏者往往只能用填充标本和易存活的廉价物种聊以自慰。于是，王公贵族的力量和财富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另一方面，收藏室虽然变得越来越普及，但它们的内在私人性质（动物经常被养在橱柜里）决定了它们不足以充分展示收藏者的声望。即使在享誉欧洲的一流收藏室向参观者敞开大门之后，这种情况也未改变。
学者们特别关注活收藏品正是因为它们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大贵族们痴迷于他们的动物，有时候还会亲自向商人们订购或派人寻找珍稀野兽。1682年，为了给格朗?孔戴伯爵（ComteduGrandCondé）寻找动物，阿博特?贝尔纳?勒内特（AbbotBernardLenet）逛遍了巴黎的动物商店：
那个鸟商告诉我他有一只刚从因德斯弄来的珍奇小鸟，我去看了一下，发现这只鸟的外形和羽毛都非同寻常。它比大百灵鸟稍大一点，通体火红，头顶有冠，巨大的鸟啄为微红色。它体格强壮，昂首挺胸，非常快乐，非常活泼，胃口也很好。据鸟商所说，它的歌声就像夜莺，但我没机会欣赏，尽管我也偶然听到了它的一声非常美妙动听的鸣叫。如果我们确信这只鸟能活很长时间，我们不应该放弃它。它看起来确实很健康，很喜欢吃一种叫做alpiste的鸟食。如果尊贵的殿下喜欢它，我会为您买下它。
鸟类的至尊地位在18世纪之前一直未遇挑战。在16和17世纪，它们有时候是唯一可与大型猫科动物相媲美的动物。在佛罗伦萨，普拉托利诺（Pratolino）的大鸟舍与城里的旧狮馆交相辉映。亨利四世也在枫丹白露的大猫搏斗场旁建造了一个鸟舍。随着大型猫科动物的光彩逐渐消退，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的一些动物园里只剩下了鸟类，因为它们价格较低，饲养和保护方法也更加简单。鸟舍主大多是行省领主，但也并非绝对。波特兰伯爵（EarlofPortland）在海牙附近拥有一个鸟舍和许多百鸟云集的池塘。孔戴（Condé）贵族们的维讷伊（Vineuil）动物园在1677~1709年间几乎只养鸟类动物。
在16世纪，葡萄牙人从南美洲进口的鹦鹉和金刚鹦鹉都是最受喜爱的鸟类之一。未来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于1552年在埃伯斯多夫（Ebersdorf）兴建了一个专养奇异动物的动物园主要就是为了这两种鹦鹉。在梵蒂冈或罗马红衣主教的住处也能看到这样的鸟。当时的大多数鸟舍中都有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从亚洲和南美带到欧洲的小型奇异鸟类（极乐鸟、蜂鸟、金丝雀）。但更大的鸟也有，而且在16和17世纪，除大型猫科动物之外，这些鸟似乎是动物探索和进口的主流：除了黎凡特，南美大陆、印度和海岛也是探险和贸易热土，而这些地方均富产鸟类动物。鸵鸟、各种鹤和苍鹭、凤冠鸟、鹈鹕和鸬鹚妇孺皆知，更珍稀也更受欢迎的大型鸟则包括塘鹅、渡渡鸟、企鹅（发现于1598和1599年）、秃鹰和食火鸡。于1547年亮相阿姆斯特丹的第一只食火鸡引起了轰动，科隆大主教买下了它并把它献给了皇帝。在17和18世纪，尽管鸟类动物的已知种类似乎有所增多，但它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新奇而又珍贵。我们必须强调一点：研究它们的分布是极其困难的。尽管出现在欧洲的奇异动物越来越多，鸟类的数量却一直较少，而且往往是时隐时现的：也就是说，某一代欧洲人可能会看到某种鸟类，但或许下一代欧洲人才能再次幸睹这样的鸟。
视体形大小的不同，鸟类可能被养在鸟舍、配有水池的笼子、池塘甚至住宅等不同地方。在15和16世纪的英格兰，贵族阶级的豪华鸟笼用木头和玻璃制成，常常有宝石装饰，结构设计（城堡、修道院、教堂和宫殿）和艺术风格（多利斯、爱奥尼亚和哥特式）五花八门。在17和18世纪，有关鸟类问题的论文层出不穷，主旨是指导养主们如何避免常见的鸟类“猝死”和巨大的投资损失。作者们提出了对养殖方法及鸟笼和鸟舍样式的建议：某些鸟适合养在木笼中――笼子应该八面通透以便鸟儿熟悉周边环境，有足够的高度以利鸟儿飞翔、成长并远离致命的忧郁症；其他一些鸟则应养在户外的铁丝网鸟笼中。
鸟类对王公贵族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它们的多样性，这使鸟类收藏成为一种冠冕堂皇的事业：收藏鸟类不仅使汇编这些自然奇迹的种别纲目成为可能，还可抬高收藏者的声望。在1665年，凡尔赛的一名游客发现了“超过40种我从未见过甚至也从未听说过的鸟类”。迷人的歌声、外形和羽毛也是鸟类的魅力所在。鸟类就像是大自然的艺术杰作，而对鸟类的迷恋反映了欧洲王廷日臻典雅的趋势。在与拉辛（Racine）、布瓦洛（Boileau）和莫里哀（Molière）共游凡尔赛的动物园之后，法国寓言作家拉方丹（LaFontaine）写道：
这个地方有无数种禽鸟和四足动物，大多都是来自遥远异域的珍稀物种。他们惊叹于一种鸟孕生出多种鸟类的造物奇迹，称颂大自然的神奇技巧和丰富的想象力――它们体现在动物中，就像体现在花卉中一样。最让他们兴奋的是努米底亚蜻蜓和一些渔鸟[鹈鹕]，这些鸟的嘴巴大得出奇，挂在嘴下的皮囊就像它们的口袋。它们的羽毛是白色的，但比天鹅的白色更为鲜亮；但靠近来看，它们似乎是肉色的，而且足部附近已近粉色。没有比它们更美的事物了。
野生甚至家养的奇异禽鸟也引人注目，它们主要从亚洲（比如中国孔雀和雉）进口而来（从16世纪开始），但也有一些来自非洲（如珍珠鸡）或美洲（如火鸡）。人们把同源同种的禽鸟养在一起，将它们安置在农场、猎场或配有棚屋和水池的特建养雉场中。这类禽鸟的数量似乎远超其他鸟类，许多贵族住宅中都有它们的身影。在神圣罗马帝国，养雉是贵族阶级的特权之一。大多数法国领主、贵族或中产阶级都只养这类奇异动物。但在17和18世纪，在凡尔赛、美泉宫、波茨坦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那些最有声望的贵族动物园中也能看到它们。
养雉主要是为了食用。由于它们是新奇动物，相对珍贵，有时候需要精心喂养，它们的价格也相对较高。因此在16和17世纪，只有贵族阶级的餐桌上才有雉。那时候，精英名流们对天鹅、鹤和苍鹭这样的大型鸟失去了兴趣，因为它们的肉质太过粗糙，难以烹为美食。于是更加美味的其他鸟类开始取而代之。火鸡是17和18世纪的流行野味，富裕的中产阶级偶尔也有福享受，它与一直较为昂贵和珍稀的稚都是受欢迎的肉鸟。这种饲养用途凸显了小动物园的窘境。它们被皇室和贵族的位爵传承、财富的增长、园主的奇思怪想和新动物的到来支配着，常常由高雅的动物天地转变为纯粹的养雉场或鸡飞狗跳、猪羊成群的农庄。魏玛（Weimar）的动物园就是一个例子。在欧内斯特?奥古斯塔斯公爵（DukeErnestAugustus）于1751年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者为压缩成本而削减了动物园的规模，卖掉了珍奇动物，只保留了养雉场。这个养雉场只养注定要被摆上餐桌的家禽。
这些鸟也可以在猎场中猎获，而人们经常通过放养怀胎动物来为猎场补充血液。在18世纪，英格兰秋宫（KewPalace）的动物园有来自中国和鞑靼的雉。在1684~85年的凡尔赛，有将近6000只雉被放养到猎场中。最终，雉也成了游乐园中的装饰品，特别是在18世纪。于是，养雉场成了成本过高的正规动物园的替代物。在布吕尔（Brühl）附近的奥古斯塔斯城堡（Augustus，1747~54年），波珀尔斯多夫（Poppelsdorf）的克莱门斯鲁赫城堡（Clemensruh，1758年），以及卡尔斯鲁厄城堡（1764年），养雉场都被建成或转变成了休闲乐园，在中心位置的娱乐室中，游客们可以进餐、消遣和欣赏以雉和孔雀为主的鸟类――在17世纪之后，孔雀很少成为盘中美餐。
除大型猫科动物之外，奇异四足动物在16世纪仍属稀有物种。印度大象地位暧昧，介于斗兽和珍贵的古玩之间。当于1574年为登上法国王位而放弃波兰的亨利三世途径维也纳时，维也纳皇帝给他展示了自己“最奇异”的财产：一头大象。在整个16世纪，落足欧洲的长颈鹿和犀牛似乎寥寥无几，鳄鱼实际上一只也没有，因为收藏者们大多只有它们的填充标本。更常见的是各种猴子（那时候的人还分不太清楚猴子的品种）、鹿、瞪羚、羚羊以及那些危险性较小、更易运输而且同样能完全满足好奇心和收藏需要的家养动物：骆驼、单峰驼、马、绵羊和山羊等。这些动物多数来自黎凡特和亚洲，个别来自非洲西南部海岸或美洲――在美洲，大型四足动物少之又少。
在17和18世纪，这些动物仍旧是大多数动物园的主心骨，而且数量有所上升（比如，大象在18世纪就变得不那么珍稀了），但与此同时，动物品种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新动物通过第一章所说的各种渠道进入了欧洲：1640年左右出现在荷兰的几只猩猩是最早的来客之一，另外还有1687年来到凡尔赛的鳄鱼，从好望角来到葡萄牙的非洲麋羚和斑马，凡尔赛的海豹，波茨坦的美洲驼，以及英格兰的袋鼠等等。亚洲仍是主源，美洲仍无足轻重，而非洲开始崭露头角，尽管这个洲仍处在人迹罕至的状态――这也预示了19和20世纪的大规模动物运输。但新源头并未取代老基地。1774年建于马德里的动物园既从菲律宾、南美和印度输入动物，也能得到君士坦丁堡的供应。
事实上，视相关欧洲国家、它的贸易结构和它的殖民方式的不同，动物供应源也各不相同。意大利王廷依赖的是黎凡特，而16世纪的葡萄牙和荷兰联邦主要通过好望角或几内亚海湾进口亚洲动物。法国与日耳曼一样有更多的供应源头，而且触角仍在不断延伸，黎凡特、北非和一些更遥远的地区均包括在内。凡尔赛在1664年至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动物接收清单明显反映了印度、北非和黎凡特的影响以及美洲所扮演的一定角色（美洲驼和加拿大的几种动物：狐狸、猞猁和海狸）。
18世纪的风景园热又一次促进了家畜的多样化。风景园内有装点着羊圈和牛栏的小村庄，这激起了对欧洲家养动物的兴趣。这种兴趣并非新现象，路易十四时期的王妃和公主们就曾在她们的动物园里养过食用家畜。但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尔夫人（MmedePompadour）把荷兰奶牛放入凡尔赛特里亚农（Trianon）的动物园是为了装饰，玛丽-安托瓦尼特女王（QueenMarie-Antoinette）在1785年引进瑞士的牛和羊也是出于美观考虑。这些鲜为人知的外来畜种成了当地的稀罕物，有了它们，贵族们既能满足收藏欲望，又可享受田园之乐，而且无需屈尊与粗俗民众为伍，始终与农夫的世界保持着距离，保住了贵族阶层的颜面。在英格兰，贵族动物园在17世纪的动荡结束之后引入了多种动物（斑马、恒何鹿、鹌鹑和金鱼等），尤其是贵族豪宅内的动物园（如波特兰和里士满公爵的豪宅）。
在18世纪，由于大型猫科动物的地位有所提升，从此成为罕见而又奇异的动物之一，珍奇动物的队伍更加壮大了。萨克森选侯1732年派出的科考团是带着狮子返乡的。1750年，德吕内公爵（DukedeLuynes）在历数凡尔赛最重要的动物时提到了三只狮子、两只老虎、一只秃鹫、一只鹈鹕、一头海豹和一只单峰驼。这无疑与动物搏斗的失势以及北非和黎凡特大型猫科动物的日渐减少有关，毕竟物以稀为贵。从这时候起，西方人对大型猫科动物的主要兴趣转向了它们的外表，不再是它们的搏斗能力。
咔咔01 - 2008-2-13 21:37:00
第三章 巴洛克风格
在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的许多时候，人们总是根据可用空间的状况将野生动物饲养在花园、庭院、附属建筑或住宅中，无论它们属于斗兽、典礼用动物还是收藏品。在昂布瓦斯，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将它的动物分养在房间里、庭院中的铁丝围栏中和非封闭的土地上。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卡塞尔（Kassel）、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时期的埃伯斯多夫和布拉格――在布拉格，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动物分散于布本尼克（Bubenec）的一个公园（在他的城堡附近）以及城堡的庭院、护城河和花园中。从16世纪到18世纪，伦敦塔的动物一直被随意安置在任何可用的地方：兽栏、拱顶房间甚至回廊。但从16世纪开始，在巴洛克布景艺术的影响下，一种更有条理的野生动物安置方法逐渐在意大利的贵族宅邸中发展起来。
为避开15世纪那拘束而又闭塞的城市豪宅，意大利贵族阶级建造了一些世外桃源一般的郊外别墅，如蒂沃利（Tivoli）的埃斯特别墅（Villad’Este）、佛罗伦萨附近的普拉托利诺以及罗马的麦达姆（Madam）、兰特（Lante）、梅第奇和蒙塔尔多（Montaldo）别墅。受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当时的贵族们摒弃了老式设计，拒绝了封闭式花园的喻义――封闭花园曾被视为远离暴虐、无序、恼人的城市世界的避难所，是隐私、思考和私人交谈的温床。自此，花园设计开始转向开放风格，允许主人们接纳、观摩和控制外面的世界。新别墅装点着明窗与凉廊，光气通透，更重外景而非内饰。身在其中，尽可纵情放眼花团锦簇、四方旷野和遥远的地平线。意大利建筑师利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BattistaAlberti）在其1485年的著作《Dereaedificatoria》中首次提出，花园是别墅设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主人生活空间的延伸。另外，花园也成了文化与自然的相遇之处。配以塑像和古浮雕，它们重现了希腊和罗马的练身场、学园和神圣森林的氛围，表达了对古代世界的敬意。人类一直憧憬着黄金时代（GoldenAge）的神话，梦想着通过研习和歌颂神创之物的辉煌和多彩来回归尽善尽美，回归众生同乐，而这些花园标志着梦想的实现。不过，它们也揭示了隐含在设计风格中的要素和方法，因而凸显了主人们的想象力、品位和权力。由于花园的所有部分都标有主人的签名，由于它们本身就是奇观，它们也成了主人们炫示他们（以及广义上的人类）的荣誉和高贵的一种途径。自然则以人为核心，被规置得井然有序。
要实现这一意义，花园的每一个方面都必须超凡脱俗，必须向来到这里与世界对话的访客们提供大脑和眼睛的食粮。在这里，有三个要素至关重要。透视法重在视线效果，根据轴线和视点规划花园，将一种象征性结构赋予各个不同成分。当来客走向陈展着伟大艺术品的住宅，从环绕别墅的花床到精心开发的林区再到地平线处的森林，井井有条的区域过渡喻示了自然对文化的臣服。泉、溪和瀑布随处可见，再加上水文要素、水力机器、洞穴、凉廊、曲径或绿茵华盖的小巷等人工装饰，自然的驯服昭显无遗；植被屈就于设计师的意志，水路也顺从于设计师的愿望。
这类戏剧性构思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与这样一种观念有关：宫廷的豪华气派是一种统治手段――这样的思想盛行于意大利王廷，在城市节庆和胜利游行中体现得尤其明显。那个时代的人对世界奇观的好奇也是一个因素。从别墅中“解放”出来的艺术品被放置在了花园的各个角落，这是为了召唤水或林的女神，歌颂大自然的神秘力量。除干燥法保存品仍在室内展出外，珍品收藏室扩展到了室外，将奇异植物和树木（雪松、橘树、月桂树、茉莉）包含在内。在冬季，它们会被养护在温室或橘园中。在16世纪后期，这类设施已经变得相当普及。
动物也是这出精彩戏剧的一个角色。在弗朗西斯?梅第奇（FrancisIde’Medici）设计的普拉托利诺别墅，住宅内有艺术品和植物展馆和矿物展品，而花园/公园一分为二：一半纪念往昔的辉煌，一半颂扬当代的奇迹。后者有机械剧场，珊瑚丛生或假仿金属矿和银矿的山洞，水力机器和水文要素，模拟鸟鸣的装置，养着真正的珍奇鸟类的鸟舍，养鱼塘，以及出没着野兔、山羊和鹧鸪的灌木林。养在别墅中的动物并无与众不同之处：泉水鱼池中的珍稀或本土鱼类，鸟舍中的大（孔雀、雉、火鸡、珍珠鸡）小鸟类。其他动物则在灌木林和周边区域活动。1693年，一个养兔场在帕多瓦附近的巴尔巴里戈别墅（VillaBarbarigo）建成，它象征着安宁的避难地和乡村地区向原始状态的回归。
在16世纪末，兴起于别墅及其主花园旁边的公园又扩展了动物的角色。1573~78年间，维泰博的主教在巴纳亚的一个狩猎园中修建了兰特别墅。为给蒙塔尔多别墅增添亮色，罗马教皇西克斯塔斯十世（SixtusX）在1585~88年间购买了65公顷的土地并在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保护区。鲍格才（Borghese）、卢多维西（Ludovisi）、多里亚（Doria）和庞菲利（Pamphili）等17世纪早期的罗马别墅也有类似特征。这些公园大多养着动物，有的还用别具匠心的道路设计着意渲染了公园的配景艺术。在兰特别墅，位于山顶的公园是来客们的必经之地。迎接他们的是一座表现古希腊双翼神马的喷泉和缪斯众神的半身雕像，就好像他们即将登上帕纳塞斯山（MountParnassus）①。郁郁葱葱的冬青树也加强了这种象征意义，根据奥维德所写，黄金时代的冬青树富产蜜汁。接下来，来客们又会经过两座分别以朱庇特和酒神巴克斯为主题的喷泉，这同样是对弗吉尔②笔下那个美酒成溪的黄金时代的纪念。以鹿为主的少数动物在这片福地上自由漫步。到达山顶后，来客们将步入别墅后方的花园，园中的一个标志性的喷泉代表着结束了黄金时代的大洪水。然后，他们将一路走下阶丘，浏览美景，穿过一排排的灌木林。悬在空中的巨网构成了一个个天然鸟笼，鸟的歌声与泉引小溪的潺潺流水声交织萦绕。在最后一阶，两座类似建筑充当了鸟舍，珍禽异鸟尽在其中。通往别墅的道路止于花园中，在路的尽头，左右对称的矮植物床宣告了文化对自然的绝对支配。
动物在鲍格才别墅中的角色甚至更加重要。这座位于罗马的别墅是巴洛克风格的一颗璀璨明珠，代表着动物园戏剧化之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17世纪早期，教皇保罗五世（PaulV）的外甥――红衣主教西皮奥内?鲍格才（ScipioneBorghese）决定建造一栋别墅。他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文学爱好者（自己就是个诗人）、艺术迷和收藏家，有一个永久性的学者和艺术家班子辅佐左右。他想让他的别墅成为艺术、植物和动物收藏品的圣地，借此证明他的仁厚慷慨和博学多闻。这项漫长的工程从1608年一直延续到1628年。最初由弗拉米尼奥?蓬齐奥（FlaminioPonzio）设计的别墅最终由G?瓦赞齐亚（G.Vasanzia）建成，而瓦赞齐亚特别重视正面外观――雕塑品和浅浮雕点缀四处，罗马古雕像锦上添花。双层建筑中的房间既有接待用途，也是珍品展厅，许多当代和古代的著名油画和雕塑作品陈列其中，包括贝尔尼尼（Bernini）的《阿波罗和达芙妮》（ApolloandDaphne）和雕刻家以弗所之阿加希亚斯（AgasiasofEphesus）的《角斗士》（Gladiator）等。
在户外，华美宜人的环境让人联想起阿特拉斯巨人（TitanAtlas）之女赫斯帕里得斯（Hesperides）的花园③，艺术品与珍奇动植物相映成趣。位于大殿之前的主花园由一片片常青树组成，错综小径穿插于树影婆娑之间。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喷泉和雕像装衬左右。位于豪宅后部的“透景花园（perspectivegarden）”是红衣主教及其亲朋密友的专属地，这里绿树成行，林下灌丛已被清除，塑像和浅浮雕营造出一种古代果园的氛围。在17世纪中期，旁边的一个动物园会放出瞪羚，让它们在这片花园中自由活动。在别墅的两侧，也就是毗邻艺术收藏品的地方，两座“神秘”花园是对自然奇迹的颂歌：“忧郁”花园赞美世间的沁人香味，培育着珍稀柑橘类果树；另一座以色彩为主题，有最珍贵的花卉和一座建于1617~19年间的鸟舍。鸟舍由两座带有山形铁丝网顶篷的对称建筑组成，池中积雨可供鸟儿饮用，而来客可以从数个方位欣赏这些珍奇鸟类。鸟舍内部的装饰壁画描绘了鸟语花香的乡野风貌，遵从技巧与现实相融合的巴洛克风格，这些壁画制造了一种幻觉，被囚禁的鸟儿似乎拥有了自由。在17世纪中期，别墅后部的一个庭院里曾养着家禽和珍奇的鸡形目禽鸟。
在这些花园的旁边，崎岖不平的古老农耕乡土上坐落着一个40公顷的公园。园中所值林木（有些进口自东方，如悬铃木）再现了狂野不羁的原味自然和古代哲学家的神圣论坛，自由生息的多种动物也加强了这种效果：鹿、野兔和叙利亚山羊闲步矮林；天鹅和其他水栖动物畅游湖波；雉、孔雀和鸭子在禽舍中嬉戏。这些动物可以透过别墅的窗户观察到，有些还会成为狩猎者的目标。在世纪中叶，公园中多了乌龟和狮子，动物园也引进了老虎、熊、狼和野猪。
像兰特别墅一样，鲍格才别墅的道路设计也为它的配景艺术增色不少。在进入正门之后，来客们将依次经过主花园、殿内厅堂、神秘花园和透景花园，然后游览公园，穿过一片新栽培的蔓生植物和珍奇花卉区，最后通过第二道大门离开别墅。这是一部三部曲：首先是一个升级过程――从人性化的自然（主花园）到艺术（殿堂）和植物（果树和花卉）意义上的文化区；然后是一个降级过程――从文化区再回到人性化的自然（透景花园）和“荒野”（公园）；最后的升级过程（种植区）宣告了对农耕乡土的回归。所有这些微妙的渐变都表现在一系列或生动或迟滞、或内部或外部的收藏品中，表现在自然和人工的混杂或交融中。
尽管这种设计风格在罗马熠熠生辉，但整个意大利并非如此。大贵族商人统治下的孤高自傲的威尼斯便对它不太热心，因为威尼斯的别墅与农业经济密不可分，主要用于监督土地的使用，没有给观赏花园留下多少空间。例如，伟大的建筑师安德里亚?帕拉迪奥（AndreaPalladio）设计的住宅有蔬菜区和果园，有时候还有花卉园以及养殖用的农场、鱼塘和鸽房。但这种状况在17世纪早期发生了变化。花园成为身份和财富的标志，不仅规模有所扩大，还装饰上了珍稀草本植物和树木。已被重新审视、修正并赋予异国风味（因而受人喜爱）的罗马理念正在法国和奥地利绽放光芒，威尼斯深受影响，戏剧性设计开始在这里兴起。平庸区域隐而不见；水文要素、喷泉、洞穴、曲径、雕像和其他成分急剧增多。鸟舍也开始普及，但流行程度相对较低，附属公园则仍属罕见。
罗马风格迅速变成了意大利模式，为整个欧洲所接纳，而且在法国有惊人的影响力。花园的构成要素（洞穴、喷泉等）已经众所周知，但意大利式布景艺术通过透视技巧和象征主义将这些要素系统化和生动化了。亨利四世在圣日耳曼昂莱效仿了普拉托利诺的设计，设置了鸟舍和模拟鸟鸣的机器，将自然和人造物混合在了一起。与法国不同的是，在17世纪，政局大乱且集权政府最终垮台的英格兰未能采纳罗马模式，仍旧钟情于封闭式庭院两翼展开的住宅风格。
在17和18世纪，有关花园的文献将配景艺术理论化了，但常常忽略了16世纪设计风格（不太符合当时的社会观念）的象征性和结构学层面，只保留了对视觉效果的重视。比如，安德烈?摩勒（AndréMollet）在他的《园林观赏》(Jardindeplaisir)一书中提出，理想的花园就是花圃、草坪、灌木林和优雅小道的组合。
而且，为了让花园尽善尽美，应该将雕像放在基座上，将山洞建在恰当的地方，以方便为宗旨让道路成梯状上升。另外，不要忘了鸟舍、喷泉、水文展示、河道和其他该类装饰物，每一个都应该设在适当的位置，它们都是完美花园的必要成分。
尽管这种模式已经被通俗化了，但它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由于成本原因，鸟舍甚至养雉场仍是最罕见的花园要素之一。但与此同时，那些展示着珍奇动物的城堡往往只有这类设施，因此它们实际上符合意大利配景艺术的基本原理。
意大利理念在西班牙和日耳曼领地同样风靡一时。在马德里的丽池（BuenRetiro）皇家城堡，公园中有小径、湖、茅庐、山洞、沙龙和小附属建筑，每一个都有少量动物点缀其中。约瑟夫?弗腾巴克（JosephFurtenbach）在写于17世纪前半叶的文章中不仅采纳了带有全部典型要素（包括鱼塘、铁丝网鸟舍和灌木林中的鸟网）的花园配景法，还接受了意大利式的公园配景法――包括用于保护和饲养半自由“野生”动物的植物和建筑。另一方面，花园和公园只不过相隔一条壕沟，这令视野更加开阔，而且多少模糊了文化和自然的差别。16世纪的大贵族们开始认可这类规划，萨尔茨堡大主教便曾在1615年做出尝试。鲁道夫二世（在布拉格附近的海尔布卢恩）和斐迪南二世（在维也纳）也模仿了普拉托利洛别墅。但三十年战争和随后的重建时期使这一运动陷于停滞，直到另一种模式在1680~90年间浮出水面。
咔咔 - 2008-2-18 20:58:00
第四章 时趣
在16世纪，有福进入贵族动物园的大多是园主的朋友或身份显赫的贵宾，这与珍品收藏室的情况并无两样。在布拉格，皇帝鲁道夫二世极重隐私，很少展示他的收藏品――无论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收藏品。但与此同时，贵族们越来越重视社交活动，宅主们尤其渴望宣扬自己的荣耀、权力和文化修养。而且，他们也想迎合反映在报纸和书籍中的新公众观念――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观念。在17和18世纪，花园、动物园和收藏室应潮流而开放，也都成了旅游指南中的亮点。受到影响的主要是城内的豪宅和市郊的贵族庄园。像特里亚农这样的休闲乐园则隐蔽在乡村或公园中，仍旧是东道主与其密友的私人空间。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北安普敦郡的霍顿豪宅建于18世纪50年代，是那种典型的远离公众视线的英国世外桃源。它的中央建筑中有一个巨大的接待室，两侧各有一个封闭式庭院，院中养着虎、熊、鹳、浣熊和其他动物。
在同一时期，意大利的别墅也开始向公众敞开大门。法国哲学家蒙田（Montaigne）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参观了佛罗伦萨的普拉托利诺。在兰特和鲍格才别墅，花园和公园在主教及其随从在家的时候是封闭的，但公众可以在其他任何时候入园游览。后来，在早期的凡尔赛，公众只能在路易十四不在宫中的时候持票进入动物园。布瓦洛、莫里哀、拉辛和拉方丹于1669年游览凡尔赛动物园时便是如此。国王后来决定开放公园，但如潮水般涌来的游客令凡尔赛应接不暇――特别是在他于1682年最终迁入之后，这迫使他在1685和1699年两度下令限入宫廷。但法令两次都被最终废除了，因为君主政权必须体恤民众，而且特里亚农的出现使这一义务与君王隐私的共存成为可能。从那时候起，公众即可自由游览公园和动物园，在整个18世纪内再无障碍。有很多年，伦敦塔也完全开放，因为英国君主对这里没有太大兴趣，而且它的位置也与他们的住处相距甚远。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18世纪60年代之后的美泉宫和同时期的奥林奇王子（PrinceofOrange）的罗宫。
除了贵族动物园，公众对动物的好奇心也可以在其他一些地方得到满足。在那些分权制衡的地区，有的城镇建有小型动物园――它们的贵族政府团结稳固，或者安享长期的政治独立（如意大利半岛和日耳曼领地），或者获益于强有力的州郡或联省自治（如瑞士联邦和荷兰联邦）。威尼斯有狮和鹰；16世纪的法兰克福曾在一个兽栏中饲养雄鹿。阿姆斯特丹和坎彭（Kampen）在塔中养狮，其他许多荷兰城市有天鹅公园。在苏黎世、伯尔尼和卢塞恩（Lucerne）等瑞士城市可以见到熊园。1513年，伯尔尼雇佣兵击败了法国军队，缴获了一头熊。在他们将熊带回老家后，伯尔尼的熊园成了永久熊园。这类城镇正在有意识地模仿大贵族的传统――像大贵族一样，它们将这些动物（往往是大型猫科动物）视作独立、力量和财富的象征。
还有一些城镇的动物是王公贵族赠送或托管给它们的。在公共建筑中展出的填充标本就是赠礼――尤其是鳄鱼标本，从18世纪开始，鳄鱼就被看作圣经中的邪恶海怪确实存在的证据，常被当作魔不胜正的象征悬挂在教堂拱顶。在16世纪，君主们有时候会在进行各类旅行之前委托某些城市照管他们的动物。
但公众有机会像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罗马人一样欣赏到野生动物主要是巡回艺人功劳。这些艺人乐于游历于各个城镇，将动物展示给当地民众――绝大多数是土生动物：通常是学会了跳舞、做游戏或与其他野兽搏斗的熊，有时候还有猎获的狼或野猪，但旱獭也时而出现（比如18世纪的皮埃蒙特小孩们的旱獭）。奇异动物的数量在16~18世纪有所增长，尤其是猴子和狮子，某些最珍奇的动物曾光临不止一个国家。欧洲人多年来所看到的第一只老虎游遍了意大利半岛，最终于1478年落脚都灵。一头大象在1550年左右来到了奥地利；根特在1642年、英格兰在1765年、马德里在1770年、都灵在1774年都曾迎来大象（有时候很难弄清出现在不同地区的大象是不是同一头）。大象汉斯肯（Hansken）纵游欧洲，引起无数人的好奇，俨然成了一头名象。他曾于1627年出现在巴黎和鲁昂，1628年出现在根特，1630年出现在罗马，1631年出现在土伦，1633年出现在荷兰。荷兰的一个船长于1747年从亚洲进口了现代早期的珍稀犀牛之一，将她命名为克拉拉（Clara），然后用马车拉着她东奔西走于欧洲各地。船长大发横财，因为欣赏这头犀牛是要付钱的。克拉拉和船长曾于1747年到访荷兰，1748年到访日耳曼领地，1749年到访法国（兰斯、巴黎、里昂、南方地区），1750~51年到访罗马、那不勒斯和威尼斯。
各路巡回艺人也会齐聚在欧洲各地的展览会上。有许多资料保存了下来（参展许可证，广告传单，投诉），这为研究他们的行为提供了依据。譬如在兰斯，有3/4的艺人是法国人，大多来自巴黎盆地，其余是意大利人或德国人。他们带领一帮演员和杂耍高手在木屋和围栏中挂牌开张，靠展示动物赚钱。尽管许多人只有一只动物，但总的来看，动物的种类在逐渐增多，特别是在18世纪后半叶：犀牛、大象、骆驼、鸵鸟、海豹、海豚、鳄鱼、鬣蜥、虎、豹、熊以及各类受过或未受过训练的猴子等等，可能还有大海雀。盛大的圣日耳曼展览会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展会在每年的二月至四月间召开，总能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欧洲商人和巡演艺人。名副其实的巡游动物园，也就是拥有数种动物并且在各国和各城镇之间巡回展出的动物园，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在18世纪，常设动物集市也在那些最大的城市登上了历史舞台，欧洲的动物进口枢纽阿姆斯特丹首当其冲。BlaauwJan兼有动物园和旅馆的功能，以曾经在这里经营的一家蓝染工厂的名字命名。它在铁丝笼里展示动物，公众付费入场，可以喝啤酒和葡萄酒，而且想玩多久就玩多久。经理把世界各地的动物带到这个城市“庙会”，然后将它们卖到欧洲国家――比如在1752年卖给美泉宫的新动物园。在伦敦，1773年开放于斯特兰（Strand）的Exeter’Change用装饰着热带植物的小笼子展示动物。在巴黎，市集摊贩们租用塞纳河畔或神庙大道（BoulevardduTemple）上的时装店，在里面展示或出售猴子、狮子、鸟和其他动物。
动物展总是大受欢迎。在1682年的都柏林，一头大象的尸体便引来无数人的围观――由于门票昂贵，普通百姓在大象活着的时候是无福一睹它的尊容的。在巴黎，1763年的一只单峰驼和1771年的一头“表演”象引起了轰动。那些不介意在夜市上与普通百姓混杂一处的贵族们欣赏到了他们买不起或贵族动物园中难得一见的珍奇野兽。就连君主也难逃热潮：前面提到过的那位荷兰船长将犀牛克拉拉展示给路易十四，但国王拒绝买下她，因为船长要价高达100000埃居！。奥林奇的威廉五世和皇帝约瑟夫二世曾分别于1776年和1781年光临BlaauwJan。
在18世纪，珍奇野兽甚至能引领时尚潮流。克拉拉就刺激了犀牛印刷品、版画和小册子的销售，人们还发明了犀牛丝带、马具、软帽、假发甚至发型。巡回艺人和商贩也促进了社会模仿，在17和18世纪的荷兰和欧洲各大都市，中产阶级通过购买猴子和鸟类来模仿贵族是普遍现象。公众的兴趣集中在最大、最珍奇或最“凶猛”的动物上，而且惯于根据它们的特异性来评价它们。英国的克拉多克夫人（Mrs.Cradock）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在1784年的巴黎圣?洛朗展览会（Saint-Laurentfair）上，她看到了一头海狮：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只非常奇特的动物。它是在麦哲伦海峡捕获的……这只动物有一个豹子一样的脑袋、明亮的大眼睛、狮子般的利齿和长长的触须；头部下方有一对鳍状短肢，肢端的蹼掌就像鹅掌，带有5只有力的爪牙。它的躯体大约有5英尺高，中部肥大，堪比一只大狗；后部呈鱼尾形，两边各有一鳍。这两片鳍类似于一只狗的后足，但要短一些，而且就像前鳍一样末端有爪。它的皮肤光滑无鳞，恰似鳝鱼，呈暗灰色――与其说有斑点，不如说混有黑色。它看起来很贪吃，狼吞虎咽地享用着喂给它的生鱼。它相当驯顺，允许饲养员拥抱它，而且会遵照他的命令抬起头来大声喷气。我从没见过这么怪异的动物。
人们热衷于通过比较奇异动物和较为常见的动物来研究它们的解剖结构――这样的方法，古时的希罗多德和普林尼就曾采用过。有了参照点，描绘奇异动物、解释它们并认识它们在多彩生物世界中的角色便成为可能。正因如此，人们习惯于拿陆地动物群来推测海洋动物群，想像出了像海牛和海象这样的动物。但这种方法也与孕生于18世纪而且直到今天仍未泯灭的一种观念有关――自然和上帝可以根据他们的奇思怪想直接创造奇异或混种动物、怪兽和人。
研究者们也对动物的食性和食量饶有兴趣，前者有助于人们了解动物的生活方式，后者则被当作评价动物怪异性的一个依据。在1741~51年间，有许多作者惊喜交加地大谈犀牛克拉拉狂吞豪饮50磅干草、15条面包和15桶水的奇事。饮食特点也被视作野兽性情的一个反映，可以从中看出它们是凶残还是温顺。支配动物的可能性是一个热门话题，因为动物的驯服可以象征性地证明天赋或神授的统治权，证明支配其他物种或遥远异域的可能性。对灵长类或大象这样的常见动物（无论是亲眼所见还是通过图像），人们会根据它们模仿人类的能力来检验它们的智力水平（古典作家们早已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人类被视作惟一拥有理性灵魂的生物。在1770年左右的凡尔赛，一头聪明的印度象令公众如痴如狂，它会开启酒瓶，喝葡萄酒或白兰地，还会像模像样地咀嚼烟草。
艺人们也是这种耸人噱头的受益者和拥趸，为了吸引顾客，他们会强调动物的庞大躯体、古怪杂异之处或奇特的外表。他们往往不愿给自己的动物起名，这是为了避免普遍没有文化或信息闭塞的公众将它们视若平常；在这一时期，信息传播缓慢，鉴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艺人们的动物真伪难辨。在1774年的巴黎，一只名为冈冈（Gangan）的动物无人不知，它有俄罗斯人的脑袋、大象的眼睛、犀牛的耳朵、蛇的脖子和海狸的尾巴。实际上，它不过是一头骆驼而已！
艺人们也会利用连学者们也不敢漠视的古代或圣经神话来阻碍人们看到更为合理也未被曲解的动物世界。在1750年的圣日耳曼展览会上，一个艺人宣称他的鹈鹕会打开肚子喂养幼仔，这是在暗指《圣经》中的一节（赞美诗102：6）――受这首诗的影响，鸟类早就被看成了耶稣基督的象征。在1754年的兰斯，一个艺人将他的一只鬣蜥鼓吹成了普林尼笔下的那种蛇怪。它能将身下的石头烤焦，用剧毒杀死所有植物，还能用目光冰冻任何牲畜的血液和呼吸。学者的话也会被引用，但仅限于那些支持这类谬论的无知学者。
艺人们也充分利用了野兽的仿人技能，因为他们知道公众对奇异动物的兴趣实际上出自对一切新奇事物的广泛爱好。展览会上，受过训练的动物表演着五花八门的各式把戏。狗和马是最常见的动物演员，但也有鹿、会拉车或算数的鸟和会敲鼓的野兔，1804年的巴黎甚至出现了会拉车的跳蚤和挥着稻草决斗的两只苍蝇！在18世纪，这类趣味表演变得更加精彩了。兰斯的一位先生展示了一个狗猴“学院”，这些狗和猴子全都穿成士兵或劳工的样子，会攻城、玩牌、跳舞，还会上桌进餐。猴子是最受宠爱的动物。在1714年的巴黎，一只猴子常打扮成丑角、步兵或年轻女士的样子，它会向人敬礼，会在椅子上正襟危坐，还能表演步兵技能和杂技。与此同时，人类也展现了他们在杂技、木偶戏、走钢丝、魔术和力量表演上的天赋。蜡像、自动装置、中国皮影戏、视觉特效和水利机械也流行于18世纪的欧洲。所有这些趋势都源自于人类对超越事物正常秩序的兴趣：让物体自我运行，让动物模仿人类，让人类变为超人。
那些自然奇迹、奇异动物和怪物也迎合了人类对超常性的喜好。所有展示会上都有畸形动物，比如一头与孪生母牛连为一体的巨型公牛，一只有五只脚的猴子，或一匹只有三条腿的马。非同寻常的人也大受欢迎：如侏儒、巨人、毛孩或强壮的女人――在1668年的圣日耳曼展览会上，一个名叫克鲁尔（Cruel）的年轻女大力士用她的头发提起了重达400磅的东西。白化黑人也是展品之一；在1747年，人们还见到了一个在母亲的子宫里待了31年（最终活到62岁）的孩子。
除了由贵族赞助的盛大演出，艺人们也会组织熊、狮、野猪之间或公牛与猛犬的搏斗。这些残酷的表演同样满足了人们欣赏超常事物的愿望，观众们自以为他们正在探索动物的本性。随着专用场地于18世纪兴起于各大城市，它们又被制度化了。1755年建于维也纳的赫茨剧院（HertzTheatre）便是一例。同一时期开放于伦敦的沃克斯霍尔（Vauxhall）相当于一个永久性马戏团，除了动物搏斗，还有驯狮、魔术、木偶戏和摔跤表演。巴黎的传统性“公牛搏斗”起始于18世纪初的塞夫勒门（Sèvresgate），1780年前后转移到了ChemindePantin。它总是于星期日下午和宗教节日（惟一的公共节日）在一个圆形剧场上演，通常是猛犬与各种野生动物或公牛的搏斗，以狗和驴的对决为尾声。这类新场所的出现是18世纪游乐场多样化趋势的一部分。它们对普通百姓最有吸引力，贵族阶级则因社会排斥和对暴力争斗的厌恶而对其不屑一顾。
咔咔01 - 2008-2-27 21:04:00
第五章 精英阶层与动物花园的诞生
对贵族动物园的抵制之声初现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当时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痛斥道，“在穷人连面包都没有的时候，贵族动物园应该被摧毁；当处处有人死于饥饿，耗费巨资去喂养野兽是一种耻辱。”与此相应，这部全书也谴责了贵族阶级的狩猎活动（毁掉了农民的劳动成果）、对学术研究的干涉、对滥用农业进步和能源浪费的支持以及对俗世珍品的偏见。真正的博物学收藏品被视为学术研究的唯一依据。正是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贵族动物园在大革命时期寿终正寝，一种面向整个民族而非少数显贵的新型动物天地在巴黎植物园（JardindesPlantes，以前的JardinduRoi）众博物学家的努力下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19世纪，整个欧洲都追随了这种模式。在英格兰，对贵族动物园的抗拒爆发于18世纪早期，根源是对法国式主花园的抵制。后者被看作已经在前一个世纪遭遇抗争并一败涂地的腐朽专制主义的表达。人们认为这类花园对自然特征的压制映射了人类所遭受的压迫。包括查尔斯?布里奇曼（CharlesBridgeman）和威廉?肯特（WilliamKent）在内的各类理论家和实干家批判了主花园，认为它们隔绝于周边环境，完全是人为构造而成，迫使自然臣服于抹煞了丰富变化的整齐度和对称性，创造了一处人人感受相同的统一而又无聊的空间。这种观念流行于崇尚适度、受控和分散化政权的乡村贵族之中，在一种新型花园中得到了表达。我们将在后文探讨它。
革命性的巴黎植物园
在法国，18世纪的国王和朝廷对凡尔赛动物园缺乏重视是上述变革的根源。路易十四死后，摄政王卖掉和送掉了一些动物，无疑是想清除专制主义的一种露骨象征并呼唤权力的分割。于1722年返回凡尔赛的路易十五同样不太关注动物园，似乎从未入园一游。他的继任者也不比他热心多少，在绘制于1781年的一副指示皇室散步场所和路线的地图上，动物园根本就没有出现。
这并不是因为路易十五对珍奇动物缺乏兴趣。每当他来到动物园或途经首都，他都会派人把动物带到他的住处。他讨厌的是公开展示模式的那种戏剧性和象征意义。他这个时代的君王们不太喜欢太阳王所钟爱的那种考究典礼和繁文缛节；他们场面上仍然维持着这些惯例，但私下里也会在小宅邸或修养处躲躲清静。在路易十六时期，朝廷实际上只在星期天或节庆活动时正常运转；在其他时候，统治者们喜欢待在巴黎或自己的城堡中。这时候，特里亚农动物园成了君王们的乐园――这是路易十五和后来的玛丽-安托瓦尼特专为核心集团准备的休闲场所，园中的各类本土动物（荷兰奶牛、珍稀雌禽和各种鸽子）营造出了一种理想化的乡村氛围。类似的观念转变也体现在了凡尔赛公园在这一时期的象征意义上。它的整体外观变化不大，但已经摒弃了几何严格性；矮林转变成了茂密的森林。它是玛丽-安托瓦尼特在特里亚农村的又一个创新，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园林。
这些变化解释了凡尔赛动物园的投资不足、预算削减和革新计划的无休止延期。它的建筑物破败不堪，一旦供水系统出了问题，庭院就会变成一片沼泽。不过，无法进入王侯私人花园（更别说君主的私人花园了）的贵族们仍会到访这里。就在路易十五和蓬帕杜尔夫人在特里亚农逍遥快活的时候，玛丽女王曾数次游览动物园。最终，一系列革新相继于1750、1774、1782和1791年实施，这是一种平衡：尽管朝廷对这座动物园没有兴趣，但一个文明的国家需要动物园。不管怎么说，这里仍然有不计其数的动物，而且向新来动物敞开着大门。随着一头双角犀牛和一头大象分别于1770年和1775年左右入住，这个明显已经不像前一个世纪那样风光的地方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兴趣――百年过后，公众的知识水平已经今非昔比了。
皇室在大革命烈火中逃往巴黎之后，凡尔赛动物园于1791年因经济上的原因被改造了，大批鸟类消失了。1792年8月10日后不久，当地雅各宾派来到这里，废除了这个专制象征，将猴、鹿和鸟送给了皮货商。他们计划建立一个有象征意义的种马场，用这个有益于农业、运输和军队的地方取代动物园的那些无用的野兽。凡尔赛地区的代表决定将最后一批动物供给巴黎植物园的代表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BernardindeSaint-Pierre），期望将它们制成填充标本，在自然历史展馆展出，起到“公共教育”的作用。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并不完全赞同，他给法国国民公会（FrenchNationalConvention）写了一封信，表明了“在国家巴黎植物园中增加一个动物园的必要性”。这个1790年就有人提出的动议得到了科学界的支持；由于场地已经准备就绪，它最终变成了现实。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提出，巴黎植物园只代表了前两个自然王国，完全没有活动物，而比较解剖学是一个不完善的学科，观察活动物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其他一些人则直言倡议奇异动物的引入、驯养和适应化。围绕国家动物园作为美术素材和教育工具的无用性也有一番争论，尽管这些只是次要问题。不像贵族阶级那样注重外观和奢华排场的学者们鄙视凡尔赛动物园，认为它成本高昂且纯属多余，是赞美自身却压榨臣民的浮夸专制政权的象征。他们提议建立一个摒弃所有奢侈虚饰的机构，这个地方专供学术研究，将给国家带来科技和经济上的优势。将它的位置改在巴黎就是为了象征这种角色转变。改变动物本身的属性将使新机构与君主政权及其卫道士的本性划清界限。为此，凶猛动物的数量应该减少，因为猛兽是毁灭性暴力的化身，会支持弱肉强食的力量法则，为专制暴政扬威正名。温顺动物转而受到青睐，它们被置于公用事业的旗帜下，本质上寓指辛勤劳作的全体公民。
事实上，审判和处决路易十六的过程、内部矛盾以及对战争的担忧致使所有决策都被推迟了。首次相关行动是由巴黎警方做出的，他们于1793年下令将所有在公共道路上展出的动物转移到巴黎植物园，动物的主人们会得到赔偿。或许他们是想执行1790年颁布的一项法律：市政当局“有责任预防或补救可能由获得自由的精神病人或发狂的伤害性猛兽导致的不幸事件，”；也或许他们意识到了上面所说的学者夙愿。结果，学者们就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因为收容动物所必需的设施、饲养员和资金一样也没有，而且这些野兽更适合壮观的展览而不是细致的研究。但集中饲养动物的决定占据了上风，在1794年，它们被关进了棚屋，一些游乐场摊主们应聘充当了饲养员。考虑到这种情形的不安全性，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ofPublicSafety）为植物园配备了带有铁栅栏的临时性掩蔽所和从凡尔赛运来的笼子，还专门划拨了动物养育资金，这相当于正式承认了这座动物园。
咔咔01 - 2008-2-27 21:05:00
我们可以将这一决策放到学术机构的整体改革这个大背景中来解释。在1792和1793年，所有的大学、学会和医科学院都被取缔了，因为它们被视为知识专制的象征。但向公众开放而且已经致力于科普和科学实验的巴黎植物园被保留了下来。1793年6月，它转变成了一所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的建立只是建设大潮的一部分，包括卢浮宫在内的其他许多伟大建筑也相继问世，而且全都经历了一个摧毁、占用、重建和正名的过程。
一开始，资金的匮乏迫使博物馆将它的临时性设施设在了马厩、一间旧温室和周边的杂木林中。但过分拥挤的局促空间、比游乐场动物园还要差的条件以及全国性物质短缺下的食物不足导致了动物的高死亡率和数量的剧烈波动。1794年迁入的动物大多在次年死去，博物馆几乎要从零开始重整收藏品。
于是，向贵族动物园索要动物成了一般获取途径（旅行收获、购买、赠礼、科考）的补充。凡尔赛动物园的幸存者――一头狮子、一匹草原斑马和一头夜莺麋羚（后两者现在已经灭绝）以及来自奥尔良公爵的兰锡（Raincy）豪宅的大约30只动物率先于1794年抵达。1798年，一批鸟类和哺乳动物（包括一头著名的大象）入住，它们是法国军队从逃向英格兰的荷兰总督那里夺来的。同一年，军事大捷使法国人收获了伯尔尼的熊和意大利动物园的多种动物。这些强取豪夺式的做法与法国的那种在欧洲其他国家看来活似抢劫的系统性搜集政策是吻合的。正是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国民公会于1794年将包括两名博物馆教授在内的代表派往莱茵河的军队，专门负责收集艺术品、书籍和科学用品。在奥属荷兰和荷兰联邦于1795年横遭侵略之后，布鲁塞尔学会（BrusselsAcademy）和荷兰总督的无数动物、植物、农用工具和标本也落到了法国人的手中。同样的政策也用在了意大利，1798年7月27日，法国人的胜利游行队伍带着大量的意大利艺术品和珍奇动物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巴黎。
风景花园
在大革命的艰苦时期结束之后，多个建筑项目在大约40年的时间里陆续竣工，若弗鲁瓦?圣伊莱尔（GeoffroySaint-Hilaire）和弗雷德里克?居维叶（FrédéricCuvier）功不可没：前者在1802~41年间分管巴黎植物园中的动物园，后者于1803年被任命为动物园园长。这些工程包括1801~05年的猴舍和鸟舍，1805年的熊园，1802~12年的大型食草动物（大象、长颈鹿）圆厅，1818~21年的猛兽馆，1835~37年的一个新猴舍，以及1838年设在旧楼中的一个生态饲养场。一个花园环绕最早期的建筑而建，根据计划，这些老楼将从1810年代开始容养较为温顺的动物。为构造崎岖不平的地形，土地被分割成块。树木或独立栽植，或被种在杂树林、草坪和花圃中。配有池塘的兽栏各占一方天地；用木头和石头搭成的乡村小屋盖有茅草屋顶。迂回弯转的道路系统使全方位纵游四处成为可能。辐射式设计被弃用，花园以新型方式结合在内，这宣告了与巴洛克传统的决裂。这座动物园不再是一个被花园包围的独立统一体，而是散缀于整个区域的各个角落。这种规划使观察点成倍增加，沿步行线路分散各处；至少对温顺动物来说，它还创造了一种天然环境感。
这个“瑞士山谷（SwissValley）”（瑞士当时被视作最奇异的欧洲国家之一）的设计灵感直接来源于已经于18世纪前半叶出现在英格兰的风景园，而这种花园的构思理念以一种新自然观为根基。与17世纪不同，大自然不再被看作上帝遵循最简单的程序创造出来的事物。相反，人们认为它孕生于一种充足而又变化不定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在有机生命的多样性（因此需要多种性、野生性和无序性）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18世纪后半叶，这样的思想又得到了以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为代表的一种流行观念的支持：大自然是一个远离腐朽城市的宁静天堂。因此，一个美丽的花园不应是一个压抑自然的地方，而应是一个回归自然原貌的地方。
这座不规则花园以一种分裂和拼贴法为基础。它产生于形式的组合，所有形式不光是人类大脑的产物，也是自然本身的产物。人类将它们视为最具特色或最美的形式，于是为追求多样性、非对称性和曲折性而将它们融合在了一个特定地点：山和谷，湖和溪，树林，林间空地，灌木和草地，阴影和光线，等等等等。所有要素均以精心规划的全景结构为框架，在视觉上与外部世界相联（围墙常常被沟渠取代），巧妙的组合方式使人类干涉的痕迹隐而不见。众所周知，这类花园的设计深受17和18世纪绘画艺术的影响，特别是它的风景表现、透视模式和光影处理。“一个人在构思风景的时候必须像一个诗人和画家，要同时动用眼睛和大脑。”1777年，风景花园理论家R?吉拉尔丹（R.Girardin）这样写道。
这种风格在18世纪后半叶风靡欧洲各地。海瑟伯爵领主于1758年在卡塞尔的贝尔维尤城堡（BellevueCastle）树立了一个典范，之后，新时尚传遍了日耳曼领地和意大利半岛，比如顺应潮流改造了花园的罗马别墅。法国的首例是18世纪60年代在埃尔蒙诺维尔（Ermenonville）和兰锡出现的。但直到路易十五的女儿们在1781年改建了贝勒维城堡（ChateaudeBellevue），玛丽-安托瓦尼特女王从1783年开始重整特里亚农村，这种运动才获得了真正的动力。贵族阶级纷纷效仿她们，发展起了一种法国版的风景花园：村庄或农场、休养所、曲径、亭台、桥梁和岛屿、假山园林、洞穴和遗迹点缀在英国式的美景中，每一样都反映了对巧夺天工的人造事物的执著爱好。
那些展有动物的花园通常较大，更倾向于将驯化的本土动物（鸭子、雉、牛）半自由放养在农场、奶场、鸟舍和小岛中，这是为了给整个景象增添一丝生气。这种安排得到了法国的吉拉尔丹（1777年）、英格兰的霍勒斯?沃波尔（HoraceWalpole，1785年）和日耳曼领地的C?C?赫希菲尔德（C.C.Hirschfield，1779~1785年）等理论家的支持，他们认为这表达了开放式风景向自由的回归，令景色变得更为生动自然。专家们还建议用根据周边环境改造过的各种乡村建筑容养动物。
巴黎博物馆中的动物园对新风格的接纳无疑受到了政治意义的支持。这座风景花园的创造者和拥护者们将它与对专制政权的含蓄挑战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它被视作自由的象征。例如，《Franconville-la-Garenne花园导游》（GuidedesjardinsdeFranconville-la-Garenne，1784年）一书的作者断言：总有一天，“人们会难以理解一个生来自由、痛恨奴役的人为什么曾乐于将自己关在家中，就像将一个罪犯关进监狱一样。”巴黎植物园是风景花园与大型奇异动物园相结合的第一个范例――尽管囚养猴子和危险动物的建筑并非整体风景的一部分，这一点仍然成立，因为这些动物代表着另一种更科学的自然观。我们将在后文回到这个问题。
欧洲时尚
整个欧洲都效仿了巴黎植物园的模式，这部分上可归因于法国在当时的威望。法国的许多创意都被或多或少直接汲取了，连敌对国家也不例外，即使在法国战败之后也是如此。这种影响力的传播在加强、加速，新式动物园随之出现于欧洲各地。先后在巴黎和伦敦出版的旅行指南以及作为插图或附带指示图的平版画和（后来的）相片促进了这一变化。诞生于19世纪中期的铁路便利了对前沿地区的访问，因此也推动了革新的普及。比如在1858年，一个巴黎代表团在于布伦森林（BoisduBoulogne）兴建一个动物园之前奔赴伦敦、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进行了考察。从1863到1900年，伦敦动物园的监管部门每年都要前往欧洲大陆学习同行们的经验。流行模式仍在不断变化。当巴黎植物园渐渐显得落伍，伦敦和安特卫普的动物园开始被看作动物数量和设备质量的先进典范。1870年之后，柏林的动物园也崭露头角，成为可与这些伟大机构并驾齐驱的领先者。
但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巴黎植物园的两个特征却始终在影响着整个欧洲。它的布景方式很快就被费迪南德七世（FerdinandVII）时期的马德里（1808~1833年）采纳：丽池的一个边缘区域有一座放养动物的人造山、一个食草动物栏和一个猫科动物馆。巴黎植物园将奇异动物和建筑分散于英国式花园各个角落的创意也分别于1822年和1828年实现在属于普鲁士国王的波茨坦孔雀岛（PeacockIsland）和伦敦的摄政王公园。这种规划在19世纪变得相当普遍，与之相伴的是动物园中的一种关系逆转：动物园开始被视作一个整体而不是设在既定公园中的一个成分；比如，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鹿特丹和汉诺威，与其说兽栏是草本和树木的装饰品，不如说草本和树木是兽栏的装饰品。
这种趋势就是“动物花园（zoologicalgardens）”这个词的根源。在伦敦的摄政王公园新建动物园的时候，这个词首次出现于英格兰，但它真正流传到欧洲大陆是19世纪后半叶的事。在19世纪的英格兰，也有人将它简化为“动物园（zoo）”，但这个词直到20世纪早期才流行开来――在法国，它曾出现在1931年的殖民博览会（ExpositionColoniale）中；“动物园”强调的是空间的内容（动物）而不是空间本身，无疑更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公园与其他公园的不同之处。
对国家的无私贡献是巴黎植物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这体现在它的宗旨和亲民性上。在这个民族主义情结和民主呼声日渐高涨的时代，这种精神内涵唤起了欧洲人民的激情。于是，一股股动物花园建设风潮相继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各地。
英国首当其冲：以伦敦（1828年）、都柏林（1831年）、布里斯托尔（1835年）为先锋，随后波及到人口密集的英格兰北部工业化地区（曼彻斯特，1836年；利兹，1840年）。最后，绍斯波特（1906年）、哈利法克斯（1909年）和伯明翰（1910年）又在20世纪初锦上添花。
第二股风潮在19世纪30至60年代之间席卷荷兰和比利时：首都（阿姆斯特丹，1838年；布鲁塞尔，1851年）和海事、贸易和工业重镇（安特卫普，1843年；根特，1851年；鹿特丹，1857年；列日，1861年；海牙，1863年）。
世纪中期，几个特征类似的法国城市也在第二帝国的城市变革时期一显身手：马赛（1854年）、里昂（1858年）、巴黎（布伦森林的动物花园，1860年）和米卢斯（1868年）。
第四股风潮意义最为重大，兴起于最终在1870年实现统一的日耳曼诸邦。继普鲁士首都（柏林，1844年）和德意志同盟首府（自由城市法兰克福，1858年）之后，诸多动物花园又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落成，特别是在1860~80年间。有两个地区堪称核心：第一是莱茵河沿岸的主要工业区，包括科隆（1860年）、卡尔斯鲁厄（1864年）、斯图加特（1870年）、杜塞尔多夫（1874年）、亚琛（1886年）和其他一些城市；第二是东普鲁士（布雷斯劳，1865年；波森，1875年；斯德丁，1882年；耶拿，1901年）和萨克森（德累斯顿，1861年；莱比锡，1876年）的较大城市，这是另一个经济龙头区。除此之外，几个较为孤立的工业或贸易城市（汉堡，1863年；汉诺威，1864年；慕尼黑，1910年）也不甘落后。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哥本哈根，1859年；莫斯科，1863年；布达佩斯，1865年；罗马，1910年）和大城市（巴塞尔，1874年；巴塞罗那，1892年；华沙，1911年；里加，1912年）也加入了大潮。
动物花园的普及之所以如此之快，如此之广，国际竞争的政治层面是原因之一。维也纳仍保留着那个18世纪的贵族动物园，但依然在1863年新建了一个动物花园。这个例子也反映了城市精英阶层的攀比心态。当时，动物花园被视作证明或保住城市地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颇似盛行于19世纪（剧院，博物馆，大学，商会，交易所）和20世纪（体育设施）的其他一些形象标志。另外，兴建动物花园与建立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文学院等机构一样，都是一种全欧性运动的一部分。这类机构完全顺工业革命的动向而普及，因为财富的增长是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建设项目往往会得到进取而又搏学的中产阶级的赞助。
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动物公园开始出现在美国。费城市酝酿已久的动物园开放于1874年；筹建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的辛辛纳提动物园、纽约中央公园和芝加哥林肯公园（1868年）与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公园一样皆属名城名园系列。我们可以用“大西洋、工业化、北方”这三个词概括这个系列：巴尔的摩（1876~86）、匹兹堡（1898）、布法罗（1875~95）和圣保罗等。亚特兰大（1889~92）是唯一的南方代表，旧金山（1889~92）预示了动物园在加州宜人气候中的兴起，丹佛的动物园将成为科罗拉多的旅游之窗。大约有20家动物园在1885~1900年间开放，全部游客如梭，而且在1940年之前，每年都有约两家新动物园落成。
刨冰123 - 2008-8-13 17:34:00
哈尔滨动物园历史
解放前（1945年以前）是伪政府直属的苗圃，解放后由动物农学院管辖，改名为“实验林场”。1953年9月由东北农学院移交给哈尔滨市城建局园林处，命名为“哈尔滨公园”。
1954年开始兴建动物舍，建成了虎舍和狮子舍。1955年便饲养动物，当时只有5种28只，其中黑熊2只，东北棕熊1只，广西猴22只，狼1只，豺1只。到1958年由5种动物增加到39种，共85只。
1959年元月将“哈尔滨公园”改名为“哈尔滨动物园”，成为一个游览、科研、教学三结合的园地。此园位于哈尔滨市南部文化中心，地跨南岗和动力两区，园内风景绮丽迷人，数以万计的游人到此一饱眼福。园的南面在松柳和丁香的掩映下便是南门，门前是和兴路，园的北门对文政街，西门对一匡街。全园占地面积37.75公顷，园内绿树成阴、花草繁茂，为哈尔滨一大旅游休闲胜地。马家沟河把公园分成南、北两大部分，南园是猛禽、雉鸡、水禽、鸣禽、小动物区，北园是草食动物区。
园内设有虎舍、熊猫馆、孔雀馆、猴舍、水禽舍、犀牛馆、大象馆、河马馆、长颈鹿馆等二十多处动物馆（舍），饲养我国一类保护动物大熊猫、东北虎、丹顶鹤、白鹳、羚羊、白唇鹿和从加拿大、日本交换来的犀牛、倭河马、长颈鹿、美洲驼、黑猩猩等180余种、1000多只。
2004年哈尔滨动物园由市区搬迁到位于阿城市的鸽子洞地区，园区面积增加到848公顷，驯养动物共计240余种5000余只(头)。2004年9月28日正式对外开放。
咔咔01 - 2008-10-30 22:44:00
第六章 帝国荣耀
当欧洲正在打造它那庞大的殖民帝国时，利用奇异动物的四种方式浮出了水面。狩猎是第一种，也是最极端的一种。尤其对殖民地的军人们来说，狩猎往往带有英雄主义色彩，他们会通过清除一个国家的野生动物为个人荣誉增光添彩。将空间限制强加给动物，也就是将它们囚养在动物园中，常常与动物适应化相结合。最后是心理上的利用，特别是驯化大型猫科动物的精神含义：这种方法与殖民进程完美吻合，以至于反正统的漫画家们用它来寓指奴隶制，而马雷夏尔?利奥泰（MaréchalLyautey）真的将殖民博览会中的那个展现帝国主义丰功伟绩的动物园托管给了一个驯狮者。狩猎、动物园囚养、适应化和驯化不断交互影响，刺激了需求，带动了野生动物展的兴起，但也害死了无数野生动物。声名赫赫的进口商们掌握着全球性的猎人网络，而空前先进的步枪成为传统捕猎方式的补充。声势浩大的动物运输队将大规模屠杀抹除于人们的记忆；动物屠杀问题没有得到丝毫重视。为了抬高自己的声望，动物经销商们会在欧洲的动物园中举办人种展览，古怪的男人、女人和野兽挤在一起，皆被冠以“野蛮”二字。
活捉它们！
欧洲的动物花园中不会没有猎人。柏林动物园园长的儿子卢茨?赫克（LutzHeck）将他的狩猎回忆录命名为《东非动物园外的荒野狩猎》（AusderWildnisindenZooaufTierfanginOstafrica），动物园历史学家古斯塔夫?卢瓦泽尔（GustaveLoisel）申请了一张淡季狩猎许可证。朱尔?雅南（JulesJanin）曾提到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有个在一次狩猎中受伤致残的男人每天都要去动物园，只为确认“这个世界上仍有可以杀的东西”。不管名字叫邦布奈尔还是塔尔塔兰（阿方斯?都德笔下的人物），猎狮者总是猎人之王，因为他们能将百兽之王击败。猎获的动物就是他们永恒的荣誉纪念。1881年5月28日刊的《讽刺画》（Caricature）将爱德华?马内（EdouardManet）一幅画中的那只躺在猎狮者佩尔蒂塞（Pertuiset）身后的死狮变成了一张床边地毯。在英格兰，狩猎是与殖民霸业联系最为紧密的活动，猎人俨然成了“一种完美而又纯粹的帝国建设者”。譬如，洛瓦雷恩?戈登?卡明（RovaleynGordonCumming）于1838年加入东印度公司的运输队，开启了作为非洲探险家（1840年）和大牌猎手的传奇生涯。世纪中期，他带着大量战利品和填充动物标本返回伦敦成为轰动一时之事。在罗得西亚（Rhodesia）服役的士兵弗雷德里克?考特尼?塞卢斯（FrederickCourteneySelous）也是个勇猛的猎人。他被誉为“促进了文明化事业并对英帝国的扩张有所贡献”的人。另一代猎手追随了这些先驱的足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他们一直是活跃人物。
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殖民地的狩猎战利品是“被发现和殖民的土地已被征服”的标志。从19世纪初开始，威廉?布洛克（WilliamBullock）的印度博物馆（IndiaMuseum，1801年）每年都能吸引10000至20000名游客。野生动物经销商们囤积猎物，收集被18世纪的收藏家们视若至宝的动物遗骸（龟壳，海贝壳，牙齿，角），也搜罗今天所说的民族物品（武器，装饰物，衣物，珠宝）；哈根贝克家族便拥有绝妙的牛羊角和鹿角收藏品。随着标本剥制术（填充动物标本的艺术）的进步，收藏家们开始请人猎杀大型动物以求完善自己的收藏品。沃尔特?莱昂内尔?德罗思柴尔德（WalterLioneldeRothschild）便明确要求科兰东（Coryndon）为他寻找并猎杀一头犀牛。死在动物园中的奇异动物受到蔑视，狂热收藏迷们认为囚养方式已经扭曲了它们的原态。最受欢迎的动物就是最罕见或最难捕杀的野兽。德比伯爵（EarlofDerby）的博物馆收藏了大约25000种动物。
来自阿尔勒的浪漫亲英派后代皮埃尔-阿梅代?皮绍（Pierre-AmédéePichot）曾在一次题为“人兽之争（LaLuttedel’hommecontrelesanimaux）”的演讲中宣称：“不能顺从地围绕重心活动的物种将会灭绝，而这个重心就是人类。”1787年左右，认为自然无穷无尽、永不耗竭的老观念导致开普敦附近岛屿的企鹅惨遭大屠杀。这方面，新型武器比老式火枪更有效率就是殖民时期与过去的惟一区别。1875年之后，26个人可以在一天内杀死56头大象。要想活捉动物，惟有杀死护幼母兽或兽群首领。赴肯尼亚的托恩巴德（Tornblad）探险队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群成年长颈鹿被杀死后，一只幼崽被捕获，它立即受到了全队的欢迎，得到了悉心照料，还被起了罗莎莉这么一个名字。哈根贝克也发现自己“经常被迫杀死”大象，因为成年象会用自己的躯体遮护幼兽。
每一个探险家都会为筹集旅资而变成猎人。1830年左右，德阿姆（DixonDeham）带着一群动物从乍得返回，就像斯坦福（Standford）和纳特勒（Natterer）一样。最后他把这些动物卖给了卡尔?哈根贝克。猎人对公众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填充标本和动物园中的活标本，因为有许多猎人推出了自己的回忆录。这个文学流派盛极一时，尤其是在英格兰。1820年，S?丹尼尔（S.Daniel）和W?丹尼尔（D.Daniel）出版了《非洲南部之自然、部落、动物和景色概况》（SketchesRepresentingtheNature,Tribes,AnimalsandSceneryofSouthernAfrica），书中透着一股超越了动物生活的旅行纪实趣味。后来的猎人们常常用尽小说式的刺激和悬疑来润色他们的回忆录。《一个猎人在南非深处的5年生活》（FiveYearsofaHunter’sLifeintheFarInteriorofSouthAfrica）是戈登?卡明在于1850年返回伦敦后出版的，当时他还举办了自己的猎物展。《伦敦新闻画报》（TheIllustratedLondonNews）等流行刊物转载了这本书的一些章节。这些出版物对动物园的成功贡献卓著，因为读者们渴望亲眼看到故事中的那些动物主角。狩猎文学经久不衰：塞缪尔?怀特?贝克（SamuelWhiteBaker）的《锡兰的来复枪和猎犬》（RifleandHoundinCeylon）继1850年的初版后又曾六度再版。考特尼?塞卢斯把他1874年从非洲收获的大型动物填充标本用作展览和演讲的背景。他出版了《一个猎手的非洲漫游》（AHunter’sWanderinginAfrica）一书（1881年）；相比戈登?卡明，他不好炫夸吹擂，对科学世界的影响大于前者。这些著作在19世纪末的年轻人中唤起了成为猎人、冒险家和探险家的理想，而且轻而易举地就实现了这一点：上至《东方运动杂志》（OrientalSportingMagazine），下至最平民派的报纸，那些主要转载刊物可以接触到所有社会阶层。
一些欧洲职业猎手从其所到地区的土著人那里学到了传统的捕猎方法；旅行记录也添油加醋地大赞“欧洲猎手和他的土著同行”之间的“奇妙关系”。欧洲人宣称他们在将动物文明化的同时也将文明带给了人。卡尔?哈根贝克就自吹说他已经教会蒙古人驯养野马。他的50名猎手之一卡萨诺瓦（Casanova，意大利人，从1865年开始为哈根贝克效力，是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常客）曾向地方猎手传授日本刀的使用技巧。许多传统捕猎方式，如放火和砍伐树林，破坏了自然环境。各式陷阱均需巧设慎用，如暗井和带有猴子诱饵的小箱子（长3米，宽2米）。事故是司空见惯之事，肢翼骨折最为常见，落入陷阱的动物还常常被食肉动物吃掉。被生擒的动物会受到严重惊吓，根据驯兽师们所说，“大型猫科动物在被送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几近发狂”。近来的一本兽医手册证实，即使是最普通的捕猎方式也有内在危险。在用迁入方式为狩猎保护区补充动物时，必然会有动物死亡，再小心的操作也无济于事。动物的紧张程度可以根据血浆皮质醇水平来判断；当一只猕猴被围困时，它的血浆皮质醇水平会上升52%；如果能避免捕获过程中的肢体伤害，这个数字将下降到13%。新发明的麻醉枪可以在远距离催眠猎物，但对逃跑中的动物来说并非没有危险。许多被捕获的动物明显再也没能恢复元气。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伊始，展品已经所剩无几的巴黎博物馆资助了一次殖民地狩猎大赛。公共教育部长给这次比赛打上了“摆脱出口负担”的爱国主义标签，法属殖民地的总督们则受命聚敛“尽可能多的动物”。许多殖民者打着捐助动物园的旗号获得了捕猎和自由旅行许可证，也借此得到了在法国谋求一官半职的机会。动物大贸易开始了。富有私贩们在代理商的帮助下奔赴非洲狩猎，而代理商们受到了政府的支持。1925年5月，勒阿弗尔的圣阿德里斯的旅行和探险公司（LesVoyagesetGrandesChassesdeSainte-Adresse）获得了活动物贸易全免税优惠。
殖民地野生动物的悲惨命运引发了对狩猎行为的争议，但保罗?布德尔（PaulBourdelle）和法国非洲大陆公司（CompagnieFrancaiseduContinentAfrican）董事M?波沙尔（M.Pochard）是狩猎的捍卫者，他们甚至主张将狮子和老虎归类为有害动物。一种道德危机随之浮现，1900年在伦敦召开的一次大会和W?舍恩尼肯（W.Schoenichen）等人的影响更是火上浇油。英格兰（像德国、比利时和葡萄牙一样）做出了努力，力求应用和维持现有控制措施：保护濒临灭绝的动物，建立禁止狩猎的保护区，推行狩猎许可证制度（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油水颇丰的做法）。随后，诸多英国代理商纷纷成立，他们以喜爱大规模狩猎的富裕客户为服务对象。这些“运动家”神通广大，配有在英属东非狩猎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设备和地方助手）。
各种法规条令一个接一个地问世，如英国政府1889年下达的保护瞪羚和埃及野生动物的政令。布德尔在1931年哀叹道，“令人遗憾的是，不得要领的滥杀是当今活动物收藏的一个特征”，他提议建立的动物适应化中心也确实发展起来。为了与猎人们分庭抗礼，一个法国动物园贸易协会组建成立。大量地方立法动议在法属殖民地付诸审议：交趾支那（1925年）、印度支那（1927年）、法属赤道非洲（1929年）和喀麦隆（1930年）。保护区（法属西非，1925年；法属赤道非洲，1927年）和自然保护区相继建立，尽管鲜见成效，但法国人至少认识到了结束浪费的必要性。
科考队成员个个都会带着活动物返乡，从1860年开始发行的《殖民地旅行者及工作者指南》（Instructionspourlesvoyageursetlesemployésdanslescolonies）可谓他们的自学教材。这些科学使团不光采集了大量样本，也会捕捉活动物，如费利克斯?卡萨尔（FélixCassal）1798年从突尼斯带回的骆驼、狮子、瞪羚和鸵鸟。1804年，18414块矿物样本和动物遗骸以及大约70只活动物（包括一头有名的黑豹）从博丹（Beaudin）船长的地理学家号（Géographe）和博物学家号（Naturaliste）轮船上卸下。这些动物有的是好望角总督的赠礼，有的购于法兰西岛地区。从1815年开始，科考队急剧增多，领导者都是杰出的科学家或像路易斯-伊西多尔?迪佩雷（Louis-IsidoreDuperrey）、莱昂-路易斯?瓦扬（Léon-LouisVaillant）和路易斯-马里?迪珀蒂-图阿斯（Louis-MarieDupetit-Thouars）这样的航海家；雅克?热拉尔?米尔伯特（JacquesGérardMilbert）曾从哈德逊海湾带回49只哺乳动物和70只鸟，而且它们全都活了下来。在巴黎植物园，代表印度的是从伦敦购买的迈索尔苏丹（SultanofMysore）的部分收藏品，而代表北美洲的就是米尔伯特的动物。由波尔多商人迪叙米尔（Dussumier）装备齐整的布冯号（Buffon）和乔治-居维叶号（Georges-Cuvier）轮船从印度洋和太平洋带回了大量大型动物；J-S?C?迪蒙?德于维尔（J.-S.C.Dumontd’Urville）乘坐星盘号（Astrolabe）到达了南极（他在那里发现了棕鹬鸵）。那些最有实力的动物园组织了自己的考察队。为安特卫普动物园效力的A?维克曼（A.Vekeman）游猎非洲大陆，曾从一支旅行队那里购买了一只猴子（很快就死了），后来又从邂逅于塞拉利昂的一个名叫黑德尔（Headle）的商人那里买了另一只猴子。在考察队返乡后，成员们会把存活下来的珍稀动物卖给动物花园。在20世纪初，法国博物馆将大量使者派到了殖民地，包括法属西非、马达加斯加[博克托（Bocteau），1939~40年]和上海[安贝尔（Imbert），1926年]。鸟类学家和克莱尔（Clères）动物园的创建者让?德拉库尔（JeanDelacour）曾在1932~40年间带领7个考察队前往印度支那，还曾代表伦敦动物园和巴黎博物馆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合作，带队考察了马达加斯加。
在旅行札记大获成功的同时，其他一些相关书籍也名噪一时。很难估量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Darwin）的《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ExpressionoftheEmotionsinManandAnimals，1872年）一书有多大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前仅被隐约暗示的人和动物的趋同性在本书中得到了证实。畅销书《大自然中的爱情生活》（LaVied’amourdanslanature）的作者W?博尔克（W.B?lsche）是路德维格?赫克（LudwigHeck）的朋友，而且像赫克一样是个达尔文主义者。亨利?戴维?托罗（HenryDavidThoreau）在美国出版的《树的生命》（TheLifeofTrees）以及其他许多与拉迪亚德?基普林（RudyardKipling）的作品同时期的著作别具风格，可谓纪实小说和诗歌的精彩结合。它们在整个西欧广为流传，英文版较为常见。尽管这些书籍或多或少不加掩饰地提出了对待自然和野生动物的新态度，但它们并没有煽起对动物园的露骨批评。这一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格雷?奥尔（GreyOwl）死于1938年，就在此前不久，他在伦敦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
通过书刊和电影，狩猎者的英雄事迹传遍了全世界。《生擒活捉》（Bring’emBackAlive）是弗兰克?巴克（FrankBuck）的作品，他是得克萨斯的一个猎人，贩卖婆罗洲猩猩和“食人虎”。瑞典作家本特?博格（BengtBerg）的著作被翻译成了德语和俄语。《阿布?马克布历险记》（LesAdventuresd’AbuMarkub）、《Monamilepluvier》和《老虎与人》（LeTigreetl’Homme）都描写了一个超人――许多部影片的男主角。保罗?埃利珀（PaulEliper）在1941年出版了一本有关巴黎马戏团的书，之后不久，他又推出了名著《野兽注视着你》（LesBêtesvousregardent）。1946年，洛伦茨?哈根贝克（LorenzHagenbeck）回忆录的法文版《我喜爱的动物》（CesBêtesquej’aimais）问世，卡尔?哈根贝克的《没有栏杆的笼子》（Cagessansbarreaux）和约翰?哈根贝克（JohnHagenbeck）的《御虎丹尼》（Danneh,tigreroyal）紧随其后（1953年）。像H?埃迪格（H.Hediger）这样的一批年轻有为的动物园园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说来奇怪，二战结束之后，法国人对狩猎故事再次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德国的狩猎故事！），就好像动物屠杀能将杀人罪行一笔勾销一样。随着纪录片（特别是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这种趋势有所减弱。杰拉尔德?达雷尔（GeraldDurrell）靠他的探险传奇（1961年由BBC在塞拉利昂拍成电影）成为富翁，并于1959年在泽西岛创办了一个动物园――他还在后期的作品中描写过泽西岛。这个动物园就像一座诺亚方舟，以保护濒危动物为宗旨。1963年，达雷尔创立了泽西野生动物保护基金，基金的6000名成员来自38个不同国家。尽管达雷尔的动物园也遭受了批评，但他还是成功地为抗争之声开辟了一条道路。先是安德烈?梅西耶（AndréMercier，某科考队的成员，在非洲成为狩猎家），后是《风之眼》（EyeoftheWind）的作者彼得?斯科特（PeterScott），最后是让-伊夫?多马兰（Jean-YvesDomalain），三人都最终放弃了旧观念，公开谴责狩猎和捕捉动物的行为，就此加入了后殖民时期的动物保护阵营。
脆弱的殖民地商品
非洲野生动物通常被归类为“殖民地商品”，而且像其他所有“殖民地资源”一样，它们常常被不加怜惜地利用，代价也高得可怕――至少对动物来说是这样。卡尔?哈根贝克讲述了一支旅行队的经历。这支满载动物的队伍用几个星期的时间穿越了苏丹的灼热沙漠，每日均在夜间行进。一只河马被卷在兽皮制成的担架中，两头单峰驼驮着它，另两头驮着它的洗澡水。山羊跟在后面；它们哺育幼小的动物，但后来死在大型猫科动物的利齿下。根据J?V?多马兰所说，这样一种事情在20世纪的老挝仍属司空见惯：受伤的猫得不到一点水喝，就被抛弃在炎炎烈日下，坏疽的双腿仍被绑在一起。哈根贝克曾提到，一只从佐治亚海角（CapeofGeorgia）运往斯特林根的体重1410公斤的海象在长达40天的时间里没有洗澡也没有进食。在这一时期，旅行仍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根据弗雷德里克?居维叶所说，在1810年，从婆罗洲到西班牙要用掉3个月的时间，接下来，穿过白雪皑皑的比利牛斯山脉到达巴黎又需耗时两个月。在1824年，必须苦行6个月才能将一头印度大象送到巴黎；1850年是5个月；1870年是62天。到达目的地的动物往往已经筋疲力尽，而且常有晕船症状。直到1928年，从喀麦隆或马达加斯加到里昂的动物园仍需一个月的时间，这足以让动物憔悴不堪，伤病缠身。
“这种物资的包装（里昂动物园在1934年的说法）”是一种仅前端加固的小笼子，因为动物不会试图从后端逃跑。由于没有控制利爪的措施，大型猫科动物可能在剧烈颠簸中抓伤自己，失血致死，甚至有可能将自己的眼睛挖掉。大马戏团的旅行提供了不少教训，于是特制野生动物运输船开始出现。1923年左右，刚果的河运服务部门和其他几个商家开出了每立方米货物50法郎的诱人价格。运输大型动物要多收一张头等舱票，原因是食物：要运送一只印度象，必须同船装载2000公斤干草、1200支香蕉、500根甘蔗和400头绿白菜。装船后，大猩猩只能吃到凑合着保存在小冰箱里的糟糕食物，水族缸的水质也不合标准。空运动物起始于1948年，哥本哈根和安特卫普的动物园是这方面的先驱。
动物运输的总吨位高得惊人。根据1894年12月18日刊的《小马赛人》（LePetitMarseillais）的报道，这种业务的营业额单在马赛港就达到了566000法郎。从1866年到1886年，卡尔?哈根贝克共出口了大约700只豹，1000只狮子，400只老虎，1000头熊，800只鬣狗，300头大象，79头犀牛（70头来自印度、爪哇和苏门答腊，9头来自非洲），300头骆驼，150头长颈鹿，600只羚羊，数万只猴子，数千条鳄鱼、蟒蛇和巨蟒（他的公司以次见长），以及10万多只鸟。卢瓦泽尔统计了1910年初分别从西非、吉布提、锡兰、西伯利亚中部和西部以及印度运出的6批货，其中大型哺乳类动物共150只左右，这还不算其他哺乳动物、鸟类（40只鸵鸟）和600只猴子。
这些数据并未反映运输途中的损失。商人们普遍估计在途损失大约为发运动物的50%；因此，哈根巴克的那“数万只”猴子或多马兰的那350只长臂猿应该只是实际数字的一半。有五六个大贸易商、十个左右的较小商家和大量的业余爱好者、殖民者和海员从各地进口猴子，就像拥有自己的猎人队伍的动物园一样（如安特卫普动物园）。装运之前有多少动物死亡甚至无从推测。对大多数猴类和其他一些动物来说，母兽的死对其后代的连带影响也必须考虑在内。根据伦敦动物园助理经理詹姆斯?费希尔（JamesFisher）的估算，捕获一只猩猩会导致4只野生猩猩死亡，而且4个牺牲者中可能还有母亲。多马兰估计游客们在动物园中所看到的每一只动物都是用10只动物的生命换来的。甚至到20世纪后期，正规空运过程中的动物死亡率仍居高不下：1988~91年间，从非洲运出的狒狒和长尾猴有10%~37%死于途中；从菲律宾运出的是10%左右；从印度尼西亚运出的是18%~54%。鸟类进口规模浩大：每年8月，安特卫普的奇异鸟舍中都会有50000到60000只鸟。
安特卫普是最古老的野生动物交易热土之一。雅克?凯兹（JacquesKets），安特卫普动物园的创建者，在这里组织了一个“真正的年度市场”――这也是动物园长们的一个聚会地点。以煤炭贸易为纽带与吉布提紧密相联的汉堡市是哈根贝克的领地。新殖民地港口（达喀尔，1857年）和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动物贸易获益匪浅。英国人在澳大利亚、印度群岛和南非市场上独占鳌头。然而，捕猎者的国籍和殖民地的财产之前并无必然的对应关系。非洲的地方状况便相当复杂，法国经常将布拉柴维尔附近的开发权授予英国或德国公司。索马里和苏丹被看成大象、黑犀牛（1868年，哈根贝克成为第一个从这里进口黑犀牛的人）、长颈鹿和大型猫科动物（包括老虎）捕之不尽的地方。在亚得里亚海的布里亚尼岛（Briani）上稍事休整后，即可取道吉布提到达布林迪西（Brindisi）。一些旅行纪录还提到了戈壁滩、努比亚、加奇（Gach）和芒特萨哈尼（MountSahaney）的某些地方――阿卜杜拉?奥库特（AbdullahOkoutt）曾在芒特萨哈尼捕获26只雌性大狒狒。喀土穆副领事佩瑟里克（Petherick）以这座城市为基地向各类欧洲国家供应动物。
伦敦的查尔斯?雅姆拉赫（CharlesJamrach）本是汉堡人，而且是哈根贝克家族的盟友。19世纪初，他在伦敦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的动物仓库上标着1799这个年份。他曾与一位船长一道贩卖动物园小摆设，后来被伦敦动物园雇用。他还向动物园和马戏团供应动物，比如范安布尔（VanAmburgh）的马戏团；此后不久，他开始收集和出售动物纪念品和民族物品。查尔斯?雅姆拉赫在1840~91年间活跃于贸易圈，是全世界一些顶尖动物园的供应商。他的动物被塞在狭窄的小笼子中，冲鼻恶臭令人无法忍受。1894年，艾伯特?爱德华?雅姆拉赫（AlbertEdwardJamrach，伦敦圣乔治大街180号）接管了这项生意。爱德华?克罗斯（EdwardCross）先后在利物浦和ExterChange建起了野生动物码头，他的名气甚至盖过了他的对手雅姆拉赫，所经营的产品却与后者类似：奇异动物纪念品，活动物，以及被美其名曰“帝国的原样片断”的民族物品。各种档案也记载了其他一些英国商人的作为。1900年左右，有人发现了有关弗雷德?肖?迈耶（FredShawMeyer）和威尔弗雷德?弗罗斯特（WilfredFrost）的文件；1920年，伦敦的J?D?哈姆林（J.D.Hamlyn）和卡姆登镇（CamdenTown）的帕尔默公司（Palmer’s）的故事开始为人所知。从法国文献中也可找到有关伦敦的查普曼（Chapman，1926年）和珍稀动物商贩爱德加?贝尔（EdgarBell，德拉福德大街49号）的资料。
作为汉堡市圣保利区的一个鱼贩的儿子，卡尔?哈根贝克崛起于平凡的背景。从1866年开始，他先后成为柏林动物园和由著名的艾尔弗雷德?布雷姆（AlfredBrehm）领导的汉堡动物园的供应商。哈根贝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商业奇才，先是于1883年在美国开办了商店，后又于1887年创建了一个马戏团。他手下的猎手周游全球，斯特林根动物园是他一生的至高荣誉。1844年定居于纽约的德国人雷施（Reiche）兄弟擅长贩卖淘金热中的矿工们所携带的金丝雀。M?鲁（M.Ruhe）曾在阿尔菲尔德（Alfeld，汉诺威附近）与两兄弟合作过，但后来成了他们的竞争对手。他和他的儿子从猎人范戈恩斯先生（MynheerVanGoens）那里定购动物。在Cros-de-Cagnes，也就是G?冯?巴西莱夫斯基（G.von.Basilevski）驯化动物（经由马赛港运送给他）的地方，鲁写成了《WildeTiere,FreHaus》一书。1935年左右，他开始向驯兽师奥古斯特?默尔克（AugusteM?lker）和同胞弗朗兹?克拉姆尔（FranzKraml）供货，大名鼎鼎的克拉姆尔是萨拉西尼马戏团（SarasiniCircus）和百狮马戏团（CircusofaHundredLions）的驯狮师，曾在意大利电影《暴君焚城录》（QuoVadis）中扮演一个角色。1960年之后，鲁的儿子赫尔曼（Hermann）将来自俄罗斯和非洲的动物出口到了世界各地；他的后代们则于1991年成为加州圣何塞儿童动物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