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青衿
(一)
说2004年《可可西里》成为了国产片中的一个奇迹只怕并不夸张。这部日前在东京电影节捧回评审团大奖的影片,在国内也是一片好评如潮。据说不但普通观众看了叫好,在评论界的口碑也呈一边倒的倾向。《可可西里》以它“充满力量感的真实”和“残酷真实背后的美”赢得了不少学者的赞誉,连李泽厚先生亦说:“《可可西里》是中国电影美学的一场革命。” 尤其是冷峻的“纪实”风格,成为该片大受追捧的理由。
《可可西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背景事件本身,即:具备史诗的几个重要元素;具有能震撼人心的原形;具有事件原形的真实力量,事件本身的强烈动作,人物形象的英雄化成分(即史诗化成分)。遗憾的是,在这样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下,《可》片未能做得更好。一个从未听过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故事的人很可能被影片所震撼,可是,来听听关注可可西里的网友怎么说吧。(注:转引自网易论坛)
“与《平衡》相比,《可可西里》多了视觉上的娱乐性,少了真实的、发人深省的思考性。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一部故事片完全的真实,毕竟故事片在更广大的意义上还是一部娱乐片,但让所有了解可可西里,了解野牦牛队的人不能接受的是,《可可西里》这么一部商业娱乐片竟然打上了“真人真事”“绝对真实”的旗号!它没有去尊重真实生活中两任巡逻队长的生命,没有尊重巡山队员朴素、原始的情感和努力!它只是从票房的角度竭尽所能地去刺激不知真情的观众的眼球,博取他们眼泪后善良的评价。”
完成于2000年的记录片《平衡》事实上是电影《可可西里》的前身。该片的编导彭辉是中国著名的记录片导演,其作品《空山》曾夺得第十二届匈牙利国际艺术电影节最高奖---评委会大奖。《平衡》片长168分钟,是他历时三年、尝尽艰辛的心血之作,获第十一届匈牙利国际视觉艺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及第十九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纪录片最高奖——最佳长篇纪录片奖 。该片没有铺开《可可西里》那样广泛的宣传和看片渠道,只能在小范围内放映,却在圈内引起了广泛的称许,震撼了许多人的心灵。这种震撼来自于它在真实与平淡中蕴涵的残酷。正如一名志愿者所说:“《平衡》是一部关于痛苦和良心的作品。”
笔者有幸在四川电视台的网站上在线看完了《平衡》,心情激荡,如梗在胸,这样的震撼,电影《可可西里》无法做到。虽然,由于记录片和故事片类型不同,强要比较两者纪实风格的优劣毫无意义。但是,观察两片处理人物、事件的方式及选取的表现手法之不同,仍可看出两片在思想境界及主题深度上的高下之别。
(二)
人物构造上的苍白浮薄是《可可西里》广受诟病的地方。究其原因,是剧本在深入挖掘人物内心方面的不着力。由于满足于传统国产片的善恶二元对立的人物塑造方式和叙事模式,影片浪费了这个本来具有无限深度和延展性的题材。陆川显然想塑造一群可可西里版的“天地英雄”们,可惜,这些形象没有内心世界,没有人性闪光,缺乏感染力,更接近于传统国产片中“高大全”的正面人物形象,缺少高原人物应有的粗砺、张扬和韧性。
自始至终,不但巡山队员们的面容和个性特征都模糊不清,甚至各自的名字也是在影片快结束时才被提到,连影片着力塑造的英雄人物日泰也很难找出太多可供阐发的个性色彩。直到他被盗猎分子打死,观众对他为保护藏羚羊出生入死的动机还是一团困惑。《平衡》里鲜活豪迈,翱翔在可可西里天空下的雄鹰扎巴多杰,在《可》里变成了一个寡言深沉的领袖,是典型传统国产片的正面人物特征:脸谱化的坚毅,果断,百折不回,视死如归。人物原型那感人至深的属于高原的气质,理想主义、信仰至上的光辉,在《可》里几乎完全被磨平。
日泰的台词不多,他跟记者关于巡山队卖藏羚羊皮的对话可称是影片中较重要的内心独白:“我知道你是记者,这可可西里就是你们记者保护着呗。我日泰可以进监狱。我知道卖皮子是犯法的,但我现在不会考虑你说的,我只考虑可可西里,考虑我的兄弟们。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的手和脸都是脏的,可他们的心特别干净。――我卖过皮子,可我没办法。” 这段台词初看朴实,再看苍白无物,而且文学色彩太浓,不像是一个在高原上出生入死的康巴汉子说出的话。而《平衡》里,扎巴多杰直视镜头讲述了一个类似的困境:
“那次我们快到这里的时候,整个伙食都断了,馍馍没有,肉没有,啥也没有。最后弄来弄去,坚持不下去了。我们更多的队员饿得已经是几天几夜没吃上一个好饭。我看了看我们队员的脸,也看了看我们面前的藏羚羊群。我就做了个决定。什么决定?我打一个羚羊!给你们吃!而且我亲自打的。我害怕别人打的话,伤到其它羚羊。因为我枪法比较好一点。我本来是一个保护者。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不这样做的话,好多同志可能已饿死。我的有些做法也许有的人以为不对。但不对我也没办法,没办法的办法,就这样干了!假如从法律上追究责任的话,那就追究我个人,追究我这个扎巴多杰!”
《平衡》里主要采用扎巴多杰面对镜头讲述的方式展开故事,这样酣畅淋漓的内心独白俯仰皆是。这个真性情的男人在镜头面前毫无虚饰,他讲述他的理想、坚持和努力,同时还有困惑和彷徨。他最后一次面对镜头的讲述是在北京的一家宾馆里,说出了“我死都不怕!”这样的话。几天后,在青海玉树的家中,一颗充满疑点的子弹击穿了扎巴多杰46岁的生命,也击碎了西部野牦牛队的全部希望。当是时在成都的彭辉导演赶回青海时,扎巴多杰已经天葬。当观者随着彭辉的摄像机听到他家人的呜咽诉说,看到他天葬的地方时,每个有良知的人心中都在滴血。而这人性深处不灭的信仰之光,这样悲壮和残酷的现实,都是影片《可可西里》所不曾触及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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