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在印度有多种形式。偷猎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满足当地所需，更是满足主要针对虎骨、犀牛角、象牙、熊胆或“沙图什”2的有组织的非法贸易。秘密调查表明，这样的贸易非常普遍。在利润丰厚的商业的驱使下，很多鸟类、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正濒临灭绝。即便是最为偏远的村庄，也已经被有效地纳入以城市为中心的野生动物贸易网络之中。这一罪恶滔天的商业活动已经渗透到印度的森林深处的社区。1995年我在中央邦（Madhya Pradesh）研究老虎时，小商贩们骑着自行车四处向当地的村民分发剧毒杀虫剂，怂恿他们在放牧或采集黑檀木树叶时毒杀老虎的猎物。

  在更近一项研究中，我的同事迈德苏丹（Madhusudan）和我记录下了20余种由位于卡纳塔克邦的纳加尔霍雷和古德雷穆克（Kudremukh）自然保护区周围的当地居民们所使用的捕猎技术。从土制火器到各种针对特定物种的弱点的传统技巧。对于巨松鼠、鼯鼠、巨蜥，甚至猴子，使用弓箭发射用硬质粘土制做的球射杀。对于鹿和野猪，有时候豹子，会被设置在其路过之处的套子窒息而死。对于猴子、鼷鹿和野兔，则用猎狗追赶，用网捕获，然后用棍棒打死。对于栖息于树洞中的物种，如灵猫、犀鸟和其他鸟类，捕猎能手会利用在树干上砍出的简单的凹口爬上高大树木，从藏身处将它们拖出来杀死。对于穿山甲、豪猪和巨蜥，则被从它们的地下洞穴中熏出来。我们的研究表明，偷猎者所垂涎的物种，如白斑鹿、野猪、叶猴和巨松鼠的种群密度，在保护薄弱的地区会比在受到严格保护的地区低80%。

  根据近期一项针对野生动物狩猎的全球性研究的结果，生态学家约翰·罗宾逊和伊丽莎白·班尼特（Elizabeth Bennett）总结道，热带森林地区的大多数当地狩猎，不论是为食用还是以贸易为目的，都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狩猎的强度高于目标动物种群的生产力。结果，狩猎正在导致许多动物物种衰减和灭绝，形成了如保护主义者肯特·雷德福德（Kent Redford）形象地称为的“空森林Empty forest”。

  我们眼前有一个生动的正在走向空森林的例子，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的纳姆达法（Namdapha）老虎保护区：人迹罕至的繁茂雨林在印度与缅甸的边境延伸超过300多平方千米。虽然纳姆达法的森林看起来依然郁郁葱葱，但是实际上饱受当地数个部落的过度狩猎之苦。各式各样的套子和陷阱在林中小径的每一个转弯处等候着牺牲品的到来。装备着猎枪和毒箭的猎人杀死每一只活动的大型动物。水鹿、野猪、麂子和羚牛等有蹄类动物已经难觅踪影，而它们的主要掠食者，如老虎和豹子，同样徘徊在灭绝的边缘。

  如今，森林居民采用的传统杀戮技巧正在为国际性的野生动物贸易所利用，其代价仅仅是几百卢比，甚至是一瓶土产烈性酒。然而，那些呼吁在野生动物保护地区维持这种传统文化#$@^#^%并存的保护主义者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古老的技巧、当今技术和现代商业联合起来的影响，对野生动物是毁灭性的。

  印度宇航局或者英国的世界保护监测中心（WCMC）绘制的遥感图上，大部分这些空森林看上去就像动人心弦的绿色飘带。不幸的是，安装在人造卫星上的摄相机无法透过森林树冠层，追踪其下正在发生的动物区系的衰亡。正因为如此，围绕着印度的森林覆盖面积的争论与监测这些森林中野生动物的命运没有多大关系。

  一旦狩猎使得动物密度低于栖息地的自然承载能力，动物在生态群落中所扮演的功能性角色就无法继续。偷猎动物和鸟类还会影响到植物群落，因为这些动物能够传播植物的花粉和种子，或者帮助植物抵御虫害。大型食草动物，如大象、犀牛和野牛，甚至会改变植被结构，因而能够促进其他动物对植物资源的利用。这样的生态链极其复杂，我们也知之甚少。捕杀某一物种所引发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导致若干共同进化的动植物的灭绝，并不知不觉地影响植物群落的构成。生态学家约翰?特博格（John Terborgh）和约尔?伯杰（Joel Berger）已经发现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些日积月累的影响将会严重影响动植物群落的长期结构和功能。

  除直接捕杀外，导致印度的野生动物衰亡的第二大因素就是栖息地的退化或丧失。

  栖息地急剧丧失的典型例证是恒河与雅鲁藏布江流域三角洲的原始草原的缩小。这些曾经幅员辽阔的高草沼泽3是有蹄类动物大家庭的一方乐土，其中生活着大象、印度犀牛、爪哇犀牛、野生水牛、野牛、水鹿、沼泽鹿、坡鹿、白斑鹿、豚鹿、麂子、野猪和姬猪等物种。然而，如今这样的天然草原只支离破碎地残存在科比特、奇旺、玛纳斯（Manas）和卡齐兰加等自然保护区。除了卡齐兰加之外，其他的保护区中已经丧失了一些物种。农民占据了99%这个独一无二的草原栖息地，开辟为高产的农场。虽然就像环境保护论者时常指出的那样，大型发展项目对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丧失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总体而言，农业的扩张是导致栖息地丧失的主导力量。

  由于人类居住地、公路、铁路或管道导致的栖息地片断化，也是栖息地退化的原因。这些线形障碍物可能会阻碍动物种群的自然迁徙或基因流动，从而影响到它们的长期生存能力。片断化增加了生境类型之间的分界面，形成的“边缘效应”对不同物种将产生不同的后果：生活在“生态交错区”的动物将会过得更好，而偏爱森林内部区域的动物境况则会严重恶化。因而，乌鸦或帽猴等适应能力强的物种——被保护主义者称为“垃圾物种”——能够从中受益，但是代价是在特化的生态位中生存的双角犀鸟或狮尾猴等稀有物种。外来动植物或者家畜传播的疾病的入侵危险会加剧栖息地的片断化。

  不论野生动物生境是片断化还是完好无损，栖息地“质量”的变化同样会严重影响动物种群密度。有时，人类活动对栖息地质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过度放牧的地区能够养活的有蹄类动物的密度比没有家畜侵扰的地区低；遭到大肆砍伐的森林对于雨林灵长类是劣等居所。其他情形后果可能并不是显而易见。对于非木材森林产品，如果实、树叶、树皮、树根、橡胶、树脂、藤条和竹子的长期利用可能导致极为恶劣的后果。这样的“收割”常常会慢慢地置森林于死地——为了制作熏香杆而剥肉桂或红楠的树皮，为了采集黑檀木的树叶或藤黄类植物果实而砍断它们的枝干，最终会将这些树毁掉。为制作腌渍品而采集印度醋栗果实或者为制造食用油而采集娑罗双树的种子，可能对这些植物造成基因与数量上的双重影响。但是，这样的非木材森林产品采集常常被很多保护主义者盲目地吹捧为一种“保护途径”。

  目前没有真正证据显示很多濒危野生物种、群落和栖息地的生态能够从生物学的角度适应这种市场驱动的影响。的确，自然界中存在一定水平的干扰，有些时候人类活动也许也是自然干扰的一部分，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所有人类诱发的干扰，不论因何而起，不论多大强度，都会有益于野生动物。

  我们不能仅因为非洲的马赛族4牧人能够在数千平方千米的土地上与大型食肉动物“共存”，就假定在印度数百平方千米的自然保护区中也能实现人类—掠食者的共存。我们不能忽略马赛人通过猎杀掠食者而将掠食者伤害家畜的数量控制在可以容忍的水平。贫瘠土地使得马赛人鲜有其他办法来放牧他们的牲畜，但是印度丰饶的森林却为野生动物或者乡村的牧人的生存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在非洲，这些多用途区域存在于受到严格保护的自然保护区之外，是对后者的补充。通常，这样的保护地数量过多的动物，恰是保护区外遭捕猎的动物的来源。

  吉尔（Gir）的玛尔德哈里（Maldhari）牧民有时被认为能够同狮子#$@^#^%共处，因为他们在传统上能够忍受狮子对家畜的捕杀导致的损失。不过，随着吉尔部分地区游牧人的重新安置，野生有蹄类动物的丰富度及其对狮子“食谱”的贡献都上升了。早先简单的掠食者—猎物系统由狮子—家养水牛所组成，现在变成更加“自然”而多样的掠食者—猎物系统。在这个功能尚存的狮子—自然猎物群落仅仅占其先前分布区不足10%的背景下，我以为维持这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应当是野生动物保护的目标。

  印度的村民或原住民常常会被雇佣为开发森林产品，供应远方市场的廉价劳动力。很多保护主义者将这一事实误解为在生态上和传统上都非常明智，是森林保护与当地利用之间的“#$@^#^%共存”。对现金收入的需求驱使着印度乡村的贫困者加入了采集森林产品的工薪劳动者行列；毫无疑问，需要应对这个甚为紧迫的难题。但是，我们必须将其视为一个经济与社会问题而去面对，不要和生态影响与生计相关问题混淆在一起。如果是社会压力迫使我们那样去做，至少我们应当诚实以对，而不是佯装我们正在促进保护。

  很明显，要满足迅速增长的人口对资源的需求，必须依赖于合理地利用被依法划定为野生动物保护区之外的土地。使这些保护区免遭商业化开发，同时在保护区外为人们提供足够的谋生机会，才是实现可持续保护的关键。那些视支持保护自然保护区为一种社会性迟钝的绿色传教士反复无常的独裁主义表现的人显然是在强词夺理。

  为了触及生态学家迈德夫·盖德吉尔在若干年前所提出的问题的反面，现今的保护实践不仅仅要顾及到人，同时也要顾及到野生动物。

  经过数年毫无结果的争论之后，野生动物保护的支持者与人类利益的拥护者之间就这些议题展开了对话。意欲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绝非易事，因为野生动物同人类之间的冲突是真实的。政治上正确的空洞口号纵使铺天盖地也无法平息讨论会场外的这些冲突。不同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使用一个世界银行的时髦用语）会从各自的立场看待同样的野生动物保护，并为自己的诉求而辩解。只有将调解建立在生态学知识的基础上，才有希望永久性地解决问题。

  然而，保护的选择归根结底是政治的选择。有足够的科学、道德、美学和实用的论断已经证明，牺牲这些为保护野生动物而保留的土地，对于解决难以数计的出现在为人类利用而开辟的土地上的问题毫无帮助。在印度，绝大多数的当地社区（包括城市、城郊与乡村）已经失去了利用保护区内资源的权利。这一情况未来仍将继续。牺牲这些保存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丝毫影响不了这个大的状况。

  在理想的世界里，集权国家及其管理体系最终都会走向消亡，所有的社会治安功能将由人们行为的自愿改变而取代。然而历史的车轮走到今天，利用强制力来保护野生动物仍然不得不被视为一个基本需求。我们如何能尽量减少这种需求，如何将其与参与式民主实践相结合，尚是求索之中的议题。在极端的情形下，如在阿萨姆邦的卡齐兰加保护区发生的——该保护区处于顽固的犀牛偷猎者的严重威胁之下，200名武装巡护人员提供了有效的保护。这一保护模式在东北部山区的邦中却难以凑效。野生动物保护是在地方当局还是在更为遥远的政治权力的保护之下更好，这是一个需要根据具体地点背景来讨论的问题。在印度，保护工作在极为复杂多样的社会背景下开展，对前述问题的回答将视地点的不同而千差万别。

  保护主义者现在必须动用他们所有的说服技巧，去教育这个社会的其他成员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关键性议题。同时在特定的地区背景下，他们必须积极实施可行的保护方案。在这条道路上恐怕没有尚方宝剑，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将永久没有“终点”。不过，正如下一章所展示的，我们仍然可以怀揣希望，踏上征程。

版主，请问动物园有没有穿山甲

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过。现在好像没有了。